狐  鸣

    “举国体制”这个说法在体育界流传了许久，耳熟能详，作为体育工作者过去常引以为自豪，似乎毋庸置疑。近年来对“举国体制”的赞扬和抨击此起彼伏，本人身不由己也曾涉足坊间撰文评价其优劣。做体育局课题和国家项目时，把握不住“举国体制”的理论依据而难以发表全部研究结果，留下遗憾。直到参与体育“十一五”规划的前期工作，经资料整理、学说梳理和思路清理，乃恍然大悟：这“举国体制”的称谓，莫不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为“举国体制”歌功颂德，对“举国体制”全力抨击，都有点像唐吉科德对风车作战——因为“举国体制”是一个虚构的词汇。中国体育在20世纪50年  “举国”做广播体操，60年代“举国”畅游江河湖海，70年代“举国”打乒乓球，80年代为运动健儿在世界体坛获得优异成绩而举国欢腾……这些都是“举国”的现象；而把发展体育事业作为一项制度安排，恰恰就没有“举国”。就学理而言，“举国体制”恐怕只是一个伪概念。
    当然，反对“举国体制”者不能否定它在收获金牌方面的优势，支持“举国体制”者也因它在收获金牌方面的优势而赞美之。实际上，二者都应该离开这个“风车”似的称谓，换个角度看，所谓的“举国体制”，的确是我国体育的传统制度中最成熟最优秀的部分，但仅仅是一个以金牌为目标的封闭式集训的模式，只涉及培养竞技精英的尖端部分，并非真正的体育制度的主体。它并不是一个满足全体中国人体育需要的完善制度，而仅仅是针对极少数运动天才的集训模式。如果以此来取代整个体育制度，把一个全面管理中国体育的体制简化和缩小为一个自产自销金牌的生产基地，是观念的错位。
    放眼四望，体育“举国”的体制在哪里？试图努力巩固和完善它的一些人辩说，“举国体制”可以用来特指竞技体育。此亦大谬不然，所谓的“竞技体育”，更不是“举国”体制。我国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是“举国体制”，苏联卫国战争是“举国体制”，德国发动世界大战是“举国体制”，当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长期对抗也采用“举国体制”。这些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高度参与甚至家家户户都献出了亲人来共同努力完成的惊天大事，才需要“举国”全力以赴的体制。体育谈何“举国”？发展高水平竞技运动的体制，虽然建立在从地方到中央层层选拔输送的多级训练网的基础上，但却是行业内部独立封闭的仅限于发展竞技的系统，在 圈子里倒是上下形成了极为有效的网络，说是“举国”，则显得太牵强。这个由政府体育管理部门高度垄断优质资源的体工队专业训练模式，围绕几千优秀运动员的庞大服务体系，不仅全国各行各业插不上手，连几十万体育教师也难得帮上忙，这怎能说是“举国”的行为……(全文请阅读《体育学刊》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