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反对学术期刊改革的呼声颇高,但是很少有人从现有体制弊端的角度来认真分析改革的必要性。《中国青年报》2013年2月28日刊发了《一些学术期刊敛财乱象的背后》一文,引用中国人民大学郑风田教授的一个观点,“之所以有些学术期刊能够靠版面费发大财,主要原因还是变相的垄断,也就是审批部门人为地限制学术期刊的刊号导致学术刊物太少。如果审批部门能够自由地放开学术刊物的办刊规定,让市场来进行自由竞争,不出几年那些专靠收版面费敛财的刊物马上会被淘汰”,非常启人深思。
理论上讲,如果不对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编辑部体制加以改革,使之成为市场独立法人,就不会有哪个编辑部会破产,也就不会有市场优胜劣汰。但就当下的情形而言,放开刊号限制,解除刊号垄断,而不是现在提得最响却难以推进的建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期刊社,才能够真正打破学术期刊改革的僵局。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我国的图书市场化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是因为改革前很多出版社已经陷入了经营困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版面供不应求,当下学术期刊“市场”正呈现出异常火爆的局面,我们不难想象灭“火”之难。
笔者对学术期刊改革基本持支持的态度,但是对现有的或者以后可能会出台的改革措施,并不感到乐观。仅改革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编辑部这一项,就不知道要触动多少人的利益。回到《背后》一文,所谓“自由地放开”,实际上还要求申请者达到一定标准。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申请刊号,而不是像当前这样通过行政手段人为抬高进入门槛,不轻易授予新办刊物刊号。这样做的本意是要保证质量,但温室里长不出壮苗。由于已经取得刊号的学术期刊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对它们而言,做得好,固然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做得不好,靠收取版面费,也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所谓改革,其实质就是要改变学术期刊这一僵化的垄断局面,允许优胜劣汰--这还不是指行政部门搞的末位淘汰。这样一来,我国学术刊物的总量不但会维持在一个水平,而且总体质量也会得到提高。
在这个过程中,少数优质期刊(指的是严格以质量为本、基本杜绝关系稿的具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学术期刊),应该得到国家的特别资助;一些正处于发展中的期刊,应该更多地为年轻人(其学术思想要靠导师指引,但学术地位的确立不应该主要是靠导师的庇护)提供平台,同时可以有针对性地收取一定的审稿费、咨询费,政府还可以以奖金的形式拿出钱来鼓励它们成长。有的人不解学术期刊该如何进行市场竞争。一份学术期刊的成败难道要靠其销量来决定?学术期刊怎么可能变成大众商品呢?所谓市场竞争,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学术期刊能不能够争取到充足的办刊经费,作者愿不愿意在你那发文章。名家不愿意往你那里投稿,成熟的作品不愿意给你,刊登文章的质量难以保证,刊物的级别就会下降,从而失去政府资助;刊物没有发展潜力,主办部门不愿意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又或者是得不到政府的各种奖励,作者也不愿意花钱在你那发文章,导致经费难以自筹,这样的学术期刊自然无法生存,这就是所谓的“劣汰”。
实现学术期刊优胜劣汰的关键,是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允许其破产倒闭,这就要求学术期刊成为独立的法人。但学术期刊市场化改革开局的第一步,不是先打翻某些人的金饭碗,而是营造众多合格学术期刊相互竞争的氛围,即首先打破刊号垄断的局面,让学术期刊不再一号难求、不再奇货可居,让发论文的人能够有更多的选择。如此一来,有人丢掉饭碗自然就会成为这个行业内正常的现象。打破刊号垄断局面,让一部分刊号在市场上自由流通恐怕还不是最好的策略,买卖刊号的行为必须杜绝。所谓放开学术期刊刊号,其实就是指对于符合申请条件的刊物,刊号可以是无限的,不受人为的限制,只需相关部门做好必要的审查工作。当然,问题本身远远没有理论分析这么清晰、简单。图书市场化改革比较成功,但书号也没有完全放开。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这决定了中国的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避免具有渐进特征。而中国改革的渐进特征以及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又决定了任何稍微激进的改革都可能走样,可能与改革者的初衷相背离。
对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学术期刊从业者而言,学术期刊经营和管理体制不改,当然“甚好”。但是这个领域要有生气、要有活力,就时不我待,不改不行。遗憾的是,改革不会一帆风顺。无论迈出多大一步,都会牵涉各方面的利益,稍不慎就容易犯错。这是学术期刊改革面临的两难困境。学术期刊改革的两难困境,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而是所有改革都会面临的困境。突破两难困境的唯一出路,还是那一句话--“继续推进改革,在错误中吸取教训”。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探索》编辑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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