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学刊

: : 期刊新闻 : :

【大中小】

《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刊文直指“体育改革”核心问题

    2014年1月6日、7日、8日，《人民日报》在其体育版连发三篇《关于体育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思考》的系列报道，将目光直接对准“奥运金牌战略”、“公共体育服务”和“三大球改革”。文章鲜明地指出了奥运战略存在的弊端、公共体育服务的缺失与三大球长期以来的“管办不分、政企不分”等问题。
    本月21日足代会就将召开，在此时间节点上，《人民日报》连续三篇直指体育改革核心问题的报道，不会只是说说而已。
　　“以奥运奖牌绑架财政投入和社会支持令人反感”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1月6日15版之《敞开心胸办体育》）
    越是体育界所执着的发展路径、管理方式，越容易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与诘问，这是新中国体育历经几十年发展所遭遇的最大悖论。比如奥运争光计划，每一枚奥运奖牌的获取，的确集中了集体智慧，却也耗费了巨额投入，所以奖牌带来的并不总是掌声和鲜花；比如全运会，体育界竭力维护这个全国最高水平综合性运动会的合理性，以保住这个平衡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调动地方投入体育积极性的宝贵平台，但不尽如人意，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
    奥运争光计划本无错，但以奥运奖牌绑架财政投入和社会支持，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急功近利的手段攫取奖牌，难免令人反感；全运会也无错，但如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积重难返的赛风赛纪问题，讲再多别的道理恐怕都难有说服力；至于组队权和办赛权，并不是体育主管部门天经地义的权力，下放一些可能给公众带来以组队和办赛为名行聚财、寻租之实印象的组队权和办赛权，既有利于重塑体育形象，更有利于体育发展。
　　如何重塑“金牌战略”——奥运战略应该反哺民生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实施奥运战略后，中国竞技体育就全面围绕四年一度的奥运争光计划展开。
    作为世界体坛的最高盛会，奥运会在各国和地区体育事业中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中国人的奥运情结更寄托着强国梦。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体育重返奥运大家庭后的首次奥运之旅，许海峰射落首枚奥运金牌，曾经让无数国人激动不已。如今30年过去了，依靠奥运战略，中国竞技体育早已跻身奥运金牌大国，同时也不可否认，奥运金牌在国人心中激荡的已不仅是家国情怀，还有更多理性和现实的思考。
    其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人已养成成熟、冷静的大国国民心态。国民心态的转型也让体育被置于一个崭新的价值体系中重新打量。奥运战略不仅是为国争光，更希望它回归体育、回归教育、回归生命在于运动的本源。然而，中国奥运战略仍秉持为国争光，这本身没有错，但奥运战略显然不能满足大众对奥运会多元的需求。
    其二，奥运战略若不能反哺全民健身和公共体育事业，就会越来越不接“地气”，不仅劳民伤财，还有可能蜕变为体育部门依靠奥运战略，绑架财政，垄断资源，保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大约10年前，名为《奥运金牌的陷阱》一文中披露，为了备战2004雅典奥运会，财政拨给体育总局的事业性经费高达200亿元，雅典奥运会中国选手拿到32枚金牌，就是说，在10年前，我们金牌的背后需要7亿元的财力保障。而在当时，7亿元能建造3500所希望小学，挽救35万儿童避免成为文盲。
   体育部门关起门来搞竞技体育，是一个形象的讽刺，其本质是因为奥运战略，中国竞技体育越来越背离民生需求，这样下去，奥运战略只能越走越窄。
　　“公共体育服务是体育部门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1月7日15版之《公共体育服务应问需于民》）
    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发展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国际大赛的金牌越拿越多，但人们对体育的满意程度并未同步增长，反而有下降之势。这种“跛脚巨人”的现象，究其原因，公共体育服务的缺失是重要因素。
    近些日子，常听到体育部门这样的感慨：怎么拿金牌心里有数，怎么搞公共体育服务，却有点不得要领。确实，长期以来，体育部门围绕金牌转的工作程式已相对固化，面对公共体育服务这个高度社会化的题目，感觉既缺少抓手，又缺乏相应的评价体系。
    与全民健身相比，公共体育服务更强调了体育部门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向大众提供基本体育服务，首先应当“问需于民”，大众参与运动的硬件设施、软件配套、社团组织、风险防范等需求，只有在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引导。当前，公共体育资源总量尚且不足，而大众运动需求已呈现多元化的态势。
　　如何推动“公共体育服务”——让“全民体质指数”成考核硬指标
    公共体育服务这个词汇看起来有些陌生，其实，它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就是全民健身。我国的全民健身战略与奥运战略同时诞生，但显然，这两大体育战略的步调并不一致。去年，我国篮球名宿王立彬曾在微博中疾呼：这样下去，中国人将再成“东亚病夫”。而一个病夫充斥的国度，却在奥运赛场大把捞金，无疑是对全民健身战略可悲的讽刺。首先要说的是，中国不缺全民健身的各类法律法规、各类文件以及人员机构。各地每年也不乏各类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什么“千人徒步走”、“万人健身操”之类。其次是对于全民健身的公共投入在加大。在2011年的《全面健身纲要——2011年到2015年》中，也提到各地体育设施增多、参与体育运动人数增多、从事大众体育教育和辅导的各类人才也增多。看来，全民健身至少在战略、步骤、路径方面，不可谓不成系统，不可谓没有成绩。然而，为何国民体质仍在整体下降，为何找一个训练场地比找一个公厕还要难的现象在各地时有出现？
    虽然不能与奥运战略相比，但政府对全民健身的投入也是逐年递增的，问题是成效不尽如人意。体育总局和各地的体育部门作为推动全民健身战略的执行者和主要推动者，难辞其咎，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作为或者只做表面文章的懒政现象。对全民健身的绩效考核更多流于形式和静态，而忽略了最本质的指标——百姓到底从中受益多少。常年来，对于体育部门全民健身的考核，还停留在新设立了多少个健身网点和健身走廊，或者举办几次健身活动。因而，真正让全民健身见成效、真正让大众从全民健身中获益，就要像考核奥运金牌战略那样，对全民健身进行真正的量化考核，比如将某地人群的体质状况作为全民健身是否见成效的硬指标，并将之作为体育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甚至具有一票否决的功能。
　　“三大球成绩滑坡因政企不分、管办不分”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1月8日14版之《用什么托举起三大球》）
    足球篮球并非错走了职业化之路，种种问题反复出现的更主要原因是政企不分、管办不分、职业化改革不彻底所致。职业联赛的本质是给社会提供一个高水平、富有观赏性的赛事产品，其发展应当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由市场规律主导和调节。在这个过程中，联赛向上成为国家队的根基，向下成为青少年的榜样。但在20年来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代表行政力量的管理中心和社团性质的项目协会依然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市场与行政的博弈内耗严重，从管理者一些违背职业联赛规律的做法不难看出，奥运战略与职业体育往往成为矛盾焦点，似乎难以两全。以“职业”之名推行的联赛，在如何看待和处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中，还存在结构性的弊病，让改革无法深化、到位，也让联赛被贴上了“伪职业”的标签。
不论20年累积起的是经验还是教训，其倒逼效应已经推动职业体育改革进入深水区。人们可以等待，但不该在等待中空耗。
　　如何实施“管办分离”——体育部门非主导者而是被执行者
    足球、篮球和排球，最有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的三大球运动，却在以奥运为纲的中国竞技体育中集体堕落，成了中国只是金牌大国而非体育强国的最佳注脚。三大球运动的衰落，看上去是人才基础坍塌、人才体系崩盘，实则是顶层设计出了方向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振兴三大球首要的任务不是从娃娃抓起，而是从制定战略的爷爷们抓起。
    三大球陨落的历史原因，恰恰是奥运战略。当中国竞技体育牢牢捆绑在奥运战车上时，从体育总局到各地方体育部门都搞起了“短、平、快”的小众竞技项目，而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三大球被纷纷砍掉。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体育总局能祭出的法宝就是在全运会上进行锦标主义的激励，一个冠军折算2枚金牌到3枚金牌。然而两个全运周期过去了，这种举措难遏三大球下滑，刚过去的2013年，国足遭遇“6•15”屈辱，女排和男篮丢了亚洲冠军。
    事实证明，这种在体制内通过增发金牌刺激突出锦标主义的做法，并不能拯救三大球运动。中国的经济社会早已走过了计划经济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拥有庞大群众基础和社会效应的运动，更多的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和市场的法则去推动。事实也证明，已进入市场化运行，并逐渐被社会认可的足球和篮球职业联赛才是三大球真正的未来，但体育部门既办联赛、也管联赛的非市场行为一直是三大球职业化发展的羁绊。然而，减少行政干预、管办分离的呼声喊了很多年，体育部门始终是言语上迎合、行动上原地踏步。这说明，体育部门已经将自己作为职业体育的既得利益者，让他们自己把本不该属于他们的利益和权力交出去，是不可能的。因而，体育部门不应该是管办分离的主导者，而是被执行者，应设立一个更高层的类似于体育改革委员会的机构，决策和主导三大球管办分离的改革。（摘自华商网、华商报）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