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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人文精神 (胡小明)
2006/10/8 19:22:16   浏览次数: 4121 次 

               胡小明   (体育学刊编委、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多年以前,学体育的不知“人文”为何物。1996年我国把体育学列为一级学科,1997年在体育学下设体育人文社会学等4个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设置,显示出中国的体育理论开始重视人文学科。经过专家学者的努力,体育的科研项目进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规划,也进一步展现了体育的人文价值。尽管体育人文观念已初见端倪,但随着新世纪到来,从对人的发展的关注程度看,人文精神仍然是中国体育所欠缺的。体育理论界过去长期忽视人文学科,带来种种隐患。我们对“人文”二字陌生,认识模糊。就中国体育而言,建构人文学科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人文精神。
      何谓"人文"?在中国古代,"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又,《后汉书?公孙瓒传论》有云:"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在古汉语里,"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或花纹,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象征符号和典章制度,又引申为修饰加工、文德教化等。"文明"在这里是指有文采而光明。根据《周易》的观念,刚柔交错,质文相当,这是自然之理。故谓之"天文";而"文明以止",即文明有节制,有限度,恰如其分,从容中道,这靠人来把握,故谓之"人文"。
      这里的“人文”指礼教文化,看起来与西文的humanities很接近,似乎东方古已有之,其实中国古代的“人文”是对自然而言的,与西方对神学而言的“人文”大不一样。西方的人文学,是西方传统文化的产物,在东方缺少历史参照物; “人文”、“人本”、“人道”、“人性”原为一回事,都是人文主义在西方各历史阶段的一贯性表现,我们却常常因为东方缺乏历史参照物而把它们误解为不同的概念。这与我们对体育名词术语理解的混乱具有相同的根源,说明正如西方文化萌生的体育,在中国也没有可以交融互动的传统体系。人文精神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当时文史哲的兴起,在包括体育的全面教育中强调那些属于人和人性品质的领域,体现了人类对自身重视和关怀。翻译家们用汉语“人文”一词来转译的西语,"Humanitas"(humanity)这个拉丁词Paedeia在古希腊语中,指对人类自身的理解和协调提供直接培养。Humanities(人文学科)是14-15世纪意大利用以标示异于正统经院"神学研究"的世俗"人文研究"。
      这里的“人文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复兴传统的学术方式,不如说是一场现代性的思想解放运动。用梁启超的话说,人文主义者的真正意图是“以复古求解放”——使思想从宗教神学的一元化专制桎梏中解放出来,求得人与文化的世俗自由。因此,以人为本来创造和表达人性化的自由生活理想和价值理想,就是 “人文精神”。
      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原始身体活动以体育为目标的更高层次上的升华,也没有古代奥林匹克的复兴。人文精神表现为探索人性、人生、人权、人的本质以及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提倡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遵循人的本性而生活。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到现代人本主义,都在探讨人有别于神的本性,相信人类能够认识和改造世界,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争取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实现人类的幸福和解放。一方面,人文主义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道反对神道,批判神学摧残人的生命和理性,恢复人的本质和尊严,过上合乎人性的生活。另一方认为人虽然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人能够把自己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争取人的主体地位和尊严。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体育和竞技从为少数上流阶层娱乐教化服务的小圈子里走出来,成为社会大众享受的权利。人文精神的温床是人文学科。人文主义就是直接从人文学派生的,以表示一种和以基督教神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相对立的新思潮,成为涉及语言、文学、艺术、教育、伦理、宗教、哲学等领域的新文化。受到人文精 神的感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的体育活动而在欧洲大面积开展,体育在学校里确立了自己的牢固地位。  
      1808年德国教育学家费里德里希·伊曼努尔·尼特哈默尔在论文中首次使用“Humanismus”一词,来表示一种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为典范的教育理想。1859年福伊格特在《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一书中,把人文主义看作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要特点的新的世俗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复兴。黑格尔将其理解为人的精神上的努力,肯定人的崇高尊严,人的无可比拟的价值,人的多方面能力,力求保证人的个性的全面实现。到19世纪后半期作为哲学意义上的人文主义概念在西方国家得到普遍认可。在我国学术界,“Humanism”被翻译为“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三个概念,具体所指自己划分的发展历史阶段(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实际上它们的一脉相承的。“人文”、“人道”、“人本”,实际词义相同,都反映人文精神。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强烈影响,曾用人性异化去说明剥削阶级社会,用人性复归去设
想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但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人文主义理论体系中包含的人人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以及全人类解放的人道理想,指明了正确的实践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论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表现的人文精神,是倡导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种“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显而易见,个体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应该包括身体的发展,这就是倡导体育人文精神的基本依据。
      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近代哲学重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并形成了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自由和平等、人的价值和尊严等等全面而又系统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深深影响到西方文化土壤中生长出的体育。西方人文伦理把个人和自我放在第一位,但强调尊重别人,倡导人道主义原则。每个人都有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应满足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欲望和需要。这在西方,体育成为个人享有的一项权利,成为个体的需要,是人生的组成部分,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体育传人中国时,正值西方体育由于战争和殖民扩张而被扭曲为政治工具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衰弱的中国只能接受“军国民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体育方式,率先让“兵操”进入学校,盼望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而“野蛮其体魄”。当时不仅严复等先哲们厉声倡导强国强种的体育思想,甚至秋瑾、徐锡麟等志士也身体力行办体育学堂救国。我们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的体育活动一度被称为“赤色体育”,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有效手段。在20世纪中叶很长一段时间里,有组织的身体活动带有浓厚的军事体育的色彩,为强国强种的政治目的服务,这在国家民族利益处于危难之际的时代,体育别无选择。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体育忽视人文精神,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无须讳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影响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我们包括体育在内的几十年实践曾经出现过忽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自由民主权利,压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能动性、主体性和创新精神的严重弊端。尤其是在十年“文革”期间,我们对人的问题的研究设置禁区,把批判抽象人性论变成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任何个人欲望、个人利益、个性自由都受到忽视、排斥和简单粗暴的批判。这也使体育的人文精神无从谈起。
      西方体育侵入东方,我们主要接受的是形式。西方体育作为一种异文化在中国站稳脚跟,曾数度与中国传统的健身活动发生激烈对抗,最后均以胜利告终。这实际上是当时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对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封建文化的胜利。然而,这胜利并非大获全胜。有几千年深厚文化积累的泱泱大国,至今仍然还在潜意识地抵制体育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以上的东西。这种观念层次的抵触,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时时冲突,但在国家行政管理的有效调控下,逐渐发展为改良和融合,这是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结果。
      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价值观念,起步于文艺复兴时代,与至今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基本一致,一脉相传,其现代化不与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抵触,因此不存在人的观念冲突。中国现代化在西方冲击下起步,人民的价值观念、心理素质、公众意识等都存在着难以适应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从器物层面来接受西方体育,至多再加上一点制度层面的东西而拒绝人文观念的进入,那仍然未能摆脱晚清“洋务派”的俗套,像鲁迅所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体育要是如此,中国体育的改革、现代化、与国际接轨等等都难以彻底完成。体育观念不调整,会拖体育改革的后腿。
      东西方对“人文”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这在体育里表现的尤为明显。体育必须强调个体生命具体性,必须是具体的感知,而非抽象思考。体育承认个体的独立尊严,培养负责任心的社会成员。体育由自我关怀到联系他人,把同情感从家庭、学校、社团扩大到社会、国家、世界,才能理解天地万物协调一体的人文精神。这与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的宗族观念相比,出发点迥异。西方人文趋向是为个人的发展,东方是为集团利益。中华文明不乏珍贵的价值。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西方人与中国人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视东方文化为解决当今文明诸多缺陷的办法。中国文化富于人文精神,不是以为本,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人为本。中国人注重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精神生活没有长期为神学所占据,这是值得庆幸之事。不过,体育与马克思主义都从西方传来,也是不争的事实。
      中华文明历来强调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但这种和谐往往是以牺牲个性为代价的。观看悉尼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中国许多体育业内专家颇有微词。当然,与中国团体操的整齐划一相比,任何国家的广场活动都太差,但是我们除了整齐划一还有什幺?个体个性完全被社会共性所淹没,将形成缺乏生机与活力的自觉奴性。这是观念问题,中国体育与国际体育的差异,浓缩于此。
      体育是西方文化,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产物。中国尽管经济上还比较落后,政治体制很不完善,但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优越的,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比资本主义文化先进,并善于吸收人类历史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这就决定了现时代中西文化关系的主导方面是互相交流,而不是互相对抗。
      现在,随着东方体育和竞技的崛起,我们更加需要人文精神。在新世纪体育的所有发展规划中,人应该是最高价值,人的发展应该是终极目标。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所有人全面发展的条件。理想社会的目标是为人的潜能、人的理性、人的感情、人的创造力的全面发展提供各种条件。体育必须有利于克服人的异化和人性的畸形发展,必须使人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和独立。
      过去中国体育界不搞人文学科,人文素质无从谈起。常年搞体育的不懂什么是“人”、体育专业的学生听了几十门课,毕业后对个体的人、群体中的人、大自然怀抱里的人仍然缺乏宏观的认识、我们不知道几千年前和几千年后人类的体质状况、我们不能对少数遍身伤病最需要休息的选手仍在赛场上疲于奔命而多数最需要锻炼的观众在看台上津津乐道的现象做出调整……我们急需应用人文学科知识来进行素质教育,把人文学科知识内化为人文精神,在新世纪的体育中倡导人文精神。
      体育活动反映人类对自身生物性漫长衰变的抗争,对过去强悍体力的怀念。人们崇尚自然健美的身体,从本能上厌恶克隆出来的标准化人。尽管科学家可以克隆人类,但无法改善人类文化。人的本质。健康、意志、善良和爱,这些是无法量化的。如果在体育特别是高水平竞技中滥用科技,降低了人性,就将像兴奋剂一样,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科技要以人文为导向,了解人类自己的命运和未来。
      新世纪的体育是健康生活的亮丽符号,体育应该表达生而为人的意义。美国趋势预测家约翰.奈斯比特在《高科技.高思维》一书中认为:“当一种活动原有的功能消失或改变,它的形式会保留下来为另一目的服务。体力劳动,包括我们祖辈认为是苦工的活儿,感兴趣的家务、油漆、种菜、园艺,正在从劳务变成休闲活动。”当体育在提高战斗力和生产力中的分量越来越轻、在人力资源中体力的作用越来越小时,它也会走进生活。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代表着人类欣欣向荣的文化,揭开了新兴生活方式革命的序幕。今天,我们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张扬人文精神,抗击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给人类带来的身心异化,抗击复杂的经济关系和信息网络给人类的精神和体质造成的负面影响,抗击日新月异的生物化学技术对人类作为自然物种的生态破坏,使体育真正成为维护人类健康的最有益的方式。
      21世纪,人类将有难以意料的巨大进步,当然也一定会带来包括对我们身体在内的许多方面的难以逆转的负面影响。所谓体育的人文精神,其核心就是要主动表现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切。人类用体育获得健康来表现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终极关怀。跨世纪的体育呼唤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学会关心,实施关怀,回到以人为本的体育世界。
                                                 (以笔名发表于《体育文史》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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