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元镇

                      （刊于《体育文史》杂志1999年第3期）
    偶翻《中国体育年鉴》，读到一则周总理的讲话，感触良深。现录于下：1957年6月 26日。
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国家只能集中地举办少数的示范性的文艺和体育事业，并且引导他们走向自给”。“过去完金由国家包下来的，想法和办法是不妥当的。”
    周总理40多年前的这番话，今天在我国体育进人市场经济的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需要国家支持，政府出钱的时候，深知创业难、当家难的周总理为文艺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策略：国家不包，进人市场，走自给的道路。回首中国文艺、体育40年走过的道路，我们不能不为周总理当年的远见卓识而折服，也不能不为因没有履践周总理的这一指示所走的弯路而痛心。
    1952年，我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时刻，还是毅然派出了一个40人的代表团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虽然因路途受阻，耽误了比赛，但中国运动员参加国际竞赛活动的决心已经下定。1956年我国运动员要在第16届奥运会上全面展示新中国的风采，10月7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了有1400多名运动员参加的选拔赛，周总理在闭幕式上向获得新中国第一批运动健将称号的49名运动员颁发了证章。然而风云突变，就在20天后，中国奥委会为抗议国  际奥委会布伦戴奇等人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声明不参加墨尔本奥运会。
    奥运代表团虽然没成行，但中国运动训练体制就在这时形成了雏形。据当时参与中国奥运代表团组织工作的钟师统同志回忆，为了解决这些大学生运动员的学习补课问题，特别要解决他们的特殊伙食问题，与中宣部的几位领导商议，将这些运动员从各大学里抽出来，形成集训队的模式，以应付今后的国际比赛。这个集训队如何办下去，周总理的上述讲话就是针对这一类问题做的回答。   

    然而，事与愿违。就在周总理讲话之后的不到4O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场令人窒息的反右斗争开始了。第二年，三面红旗迎左风而招展。在“一大二公”面前，周总理的这番话再也无人提及。集训队非但没有成为“自给” 的示范，反倒成了“国家包下来”的楷模。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前后，各省市自治区照猫画虎地办起了体工队。
    于是，比前苏联更为集中的“举国体制”模式在中国体育界确立起来，这是计划经济发展在体育界必然产生的结果。紧接着而来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在这一时期，这个体制确实保护了运动员和体育事业。当年，彭真任北京市市长的时候，就专门指示给北京两个地方保证肉食供应，一是北京队的运动员，一是北京动物园的猛兽。这些保护性的措施使最容易受到经济挫折伤害的体育事业得到了精心的关照。60年代初，国家体委与石油工业部成为两个引人注目的部门，前者因国家乒乓球队获得了多项世界冠军和国家登山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后者因为成功开发了大庆油田。
    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训练体制更加游离于教育，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首先砸烂了教育，砸烂了训练体制所依附的学校，于是运动训练成为体育行政部门（体委从此失去了“委员会”的价值）下的独立拨款的一个事业系统。训练工作在70年代初先于教育恢复，只好独家经营。而当教育在70年代末重振的时候，立场出现了变化，很不情愿再接受属于体育部门的工作一一竞技体育。l979年在江苏扬州通过的关于学校体育的两个《暂行规定》虽然对学校体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体育与教育没有在有关竞技体育这实质性问题上达成一致。直到l990年颁布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才写上了学校应“提高学生的运 动技术水平”，有条件的学校经过批准“可以开展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训练”。
    到十年动乱结束，体育的立场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人提出了“以竞技体育为先导”，“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竞技体育上来”，“县级以上体委只管竞技体育”，“体育超经济发展，竞技体育超群众体育发展”的“两个超前”等说法，想把这一体制在理论上保护了起来，使这一体制在深层次上与社会隔绝。到80年代末竟然有人提出“现行体制好”，再次拒绝社会改革的进人，而此时的社会改革已经势不可挡。    经过40多年的运作，终于沿袭下来了这样一个从业余训练到奥运代表团，从衣食住行到场馆设施，从训练比赛到退役从业，统统由国家包下来的训练竞赛体制。这在中国体育史上是仅见的，在世界各国也是不多见的。我们今天整天挂在嘴边的“体育改革”说到底就是要完成“国家包下来”向“社会化”与“产业化”的转移，就是要完成“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过渡，就是要完成周总理生前的体育走向经济独立的这一遗愿。
    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周总理讲这番话的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国家每年拿出几十亿元来活养体育也不是做不到。但这种训练竞赛体制毕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南辕北辙，毕竟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格格不入，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的体育需求难以相称。因此，完全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要改革，坚持这种想法的人要变一变，因为周总理早在40年前就告诫我们：这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