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学刊2012年优先数字出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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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琼桓
（国家体育总局，北京  100763）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明确而坚定，策略取向务实而有效。我们沿着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进行资源配置，战略途径、战略措施包括各种制度安排都丝丝入扣对准既定的战略目标，因此在最有标志性的奥运会上逐步赶超美、俄两个超级体育强国，于2008年登上金牌榜的首席。面对一个事业、一项活动，能够孜孜以求把它做成世界一流，总是应当肯定的，在短时间里做成世界一流更绝非偶然。中国体育工作者坚信，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战略选择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愿望，符合时代的潮流，对体育事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我们的确有足够理由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无论在我国体育史上还是现代奥运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北京奥运会共24年、6个奥林匹克周期，我们从金牌零的突破到金牌榜名列第一，并以东道主的身份把奥运会演绎得精彩纷呈、炉火纯青，办了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在世界许多夏、冬季单项赛事中，在欧美开展了几十年的各种职业联赛，中国运动员的身影也给世界各国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不甘落伍、自强不息、渴望与世界相互沟通相互认同的民族形象，20多年来在世界体坛逐渐彰显并为世人所称道。我国竞技体育的突飞猛进已经改变世界的体育格局，从此我们必定能够更加全面、更加从容地面对世界，与奥林匹克大家庭共同捍卫体育的基本理念和普世价值。
    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道路虽然成功但不是无懈可击。成功可能使人自满自足，故步自封，产生路径依赖；也可能激活人们的信心和决心，引导人们去做那些平时想做而不敢做或者没有条件做的正确的事情。再从常识上说，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成不变，都有其生命周期，都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前进。为什么北京奥运会后体育界内外不断有人发出声音，提出问题和建议，关心我国体育今后会沿着什么目标什么方向继续前进？国人的体育理念会发生什么变化？体育体制如何改革、运行机制如何进一步完善？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和策略取向应不应该作某些调整？总之，大家都认为后奥运是一个契机，希望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检视、客观评价我国体育的过去，全面规划体育的未来，把体育大国建设成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体育强国。
    笔者曾经长期在体育政策部门工作，写作本文时将尽可能以诚实、负责的态度，把探索的热情和客观、理性尽可能结合起来。对前辈和我这代人筚路蓝缕开拓的新中国体育事业及所取得的经验，我将怀着敬畏之心和爱护之情。但是，我也要鼓起勇气面对事实，包括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批评。反思和批评本身包含着对事业的忠诚，包含着参与建设未来的热情。平心而论，多年来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我都负有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责任。所以，这种批评事实上包含着自我批评。我以为，我们已经有条件来回应公众的期待，直面矛盾及问题，这些矛盾及问题不少属于“成长中的烦恼”。有些烦恼不只是中国体育的烦恼，也是世界体育的烦恼，不只是体育的烦恼，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各行各业共同的烦恼。全球化时代出现了难题，同时也提供了创新的机遇。我相信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国体育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前进，21世纪中国体育的前景必将和百花争艳、与秋月比明。
    本文准备从如下５个方面与学界进行讨论。

1  告别悲情体育  走近快乐体育
    有一段历史时期，我国运动员一站到领奖台上，自己和许多观看比赛的同胞就会情不自禁眼含泪水，申办27届奥运会失利时多少人强忍泪水，申办29届奥运会成功时又多少人热泪盈眶。为什么这些体育场合、体育事务会使人那么激动使人眼泪夺眶而出?这种情感表达方式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情结？毋庸置疑，除了通常的高兴表达和失望表达，其中确实有着一种屏蔽不住的历史悲情，一股蓄积已久的屈辱和压抑得到宣泄的快意! 只要读一读近代以来的体育史，便不难理解这种悲情出现的缘由。鸦片战争以后，整个中国陷入生存危机，积贫积弱，落后挨打。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世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勃兴，开始时我国当权者根本不知那为何物。有个别志士仁人呼吁参赛，只如石沉大海，听不到回声。后来虽然组织参赛，也是惨不忍睹，遭受外人嘲笑。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冷战蔓延到体育领域，中国被排斥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这些伤心惨目的历史情景，自然而然长期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思想中长期挥之不去的一个“死结”，也成为运动队伍勤学苦练、为国争光的精神动力之一。悲情体育是历史的产物，也必将随着历史的步伐而远去。
    如果说过去我们有时把赛场上的胜利看成是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那么现在这种耻辱千真万确已经洗刷干净，所以，我们的体育表情完全应该变一变，告别悲情，走近快乐。早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就已经有人指出：“中国人正在超越百年民族悲情，开始具有正常大国国民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对中国的真正崛起，在国际舞台上担负大国责任具有深刻意义”。美国一家报纸甚至用这样标题：《走出百年悲情才是北京奥运圆满的句号》。世事沧桑，不堪回首。展望未来，激情满怀。我们的体育理念也必须与时俱进。事实已经告诉我们，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的强大、社会氛围的宽松和运动水平的提高，我们的体育表情已经变得丰富多了，明朗多了，阳光多了。不少运动员在赛场上不忌讳流露个性，面对媒体显示出率真从容，刻板、套话为之一扫。“他们乐观自信，能够坦然地与世界相处，在他们身上融汇着丰沛的激情和健全的理性，他们是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权利并决心创造美好未来的自觉的”新一代。不少体育工作者在各种场合的表现也较前自然得体，多了些淡定内敛，少了些情绪失控，不但不会再“使人联想起他受到了多少委屈和压力”，而且开始流露出能够让人分享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成为北京奥运会的主旋律。我们正在告别历史悲情，走出历史阴影，同时摆脱两大阵营冷战时期把赛场当成制度较量、意识形态较量场所的思维方式，开始领悟、逐步接近体育快乐的场域。
    自从升国旗、奏国歌成为许多国际赛场的程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感自然而然介入赛场，它对竞技体育的发展确实有积极的一面，因为通过这种程序安排，提升了体育的关注层次和关注范围。但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如果在赛场上过分张扬和不适当介入，也会遮蔽真正的体育精神。当年希特勒在柏林奥运会的所作所为就是恶质化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强烈表现，几十年来一直为世人所诟病。竞技体育的确满足了人性中某些需求，比如说归属的需求。归属的需求又反过来推动体育的发展。英国作家奥威尔在《运动的真谛》中说过一段话：＂意味深长的不是运动员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在观众后面的对这些可笑的比赛的如痴如狂的各国人民的态度，他们一本正经地相信——至少在短时间内——跑、跳和踢球都是对国家美德的考验。＂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外也没有两样，只是这种判断必须谨慎，必须有一种节制，否则会产生幻觉，带来无益的误判。记得在一次高层次的会议上，前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王蒙曾说，对一场比赛输赢的政治意义不要作过分夸张的报道，如说某某球队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那么如果另一支球队失败将何以自处？尤其是对于与我们关系上出现过一些不愉快的国家，更不要把比赛与国家间的争执联系到一起。王蒙还说，尤其切切不可在赢了以后联系到种族、肤色(意思是不能以此作为判断种族优劣的根据)。我们已经自立于民族之林，已经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丧权辱国、抬不起头的梦魇里。我们不能老是用受气的小媳妇吐苦水的语气说话，那显得我们太不大方了。的确如此，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但也要展望未来，我们还是有许多更为合适、更为有效的表现手段来表达爱国主义情怀。当然，国际赛场上有一些通行做法已是约定俗成无需回避，但也无需作添油加醋的延伸想象。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者们在体育与政治的问题上小心翼翼是有道理的。谁都清楚视赛场为战场(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后果，而且那也不是报仇雪恨的合适所在。
    竞技体育的本质特征应该是快乐，它的产生也是为了快乐而非为了忧患。所以，有不少人对“体育比赛是和平时期的战争”(也有称为“有礼仪的战争”)提出质疑，建议今后不要采纳此种提法。理由是：“比赛固有输赢，但体育比赛的根本精神是双赢、共赢，与战争的你死我活根本不一样”。作为一种比喻，不是完全不可以用，只是它确实有缺陷，容易产生误解。有人会说，竞技体育的目标之一是要出成绩、夺锦标的，只有成功、胜利才有快乐。其实，获得成功、取得胜利固然是一种毋庸置疑的快乐，但成功不能囊括快乐的全部。首先，体育竞赛本来是一种博奕的游戏，就争夺锦标来说，你拥有意味着别人失去，一个项目比赛金牌只有一枚，我们总不能说只能有一个人快乐，其他人都不快乐。其次，成功更多是通过结果来定义的，是紧张的期盼和精心的策划，而快乐是自然的流露，内心激情的涌动，更多是从状态来定义的。英国人莫来斯在《快乐的本质》中把快乐分门别类：目标快乐、竞争快乐、合作快乐、遗传快乐、肉体快乐、智力快乐、节奏快乐、虔诚快乐等。比起成功来快乐更没有排他性，有更大的覆盖面，你快乐了但并不排斥别人快乐，这就是所谓双赢、多赢。体育界内外多一些这方面的认知，赛场内外就会多一层快乐的氛围。
    告别悲情体育，走近快乐体育，这并非看不到勤学苦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必要性，并非低估曾经深刻影响我国运动训练的“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理念，也无意贬低竞技领域确实存在的苦行主义、殉道主义包括肖天同志所说的“精神圣徒”，他们自有可歌可泣的一面。我甚至要说，这些“圣徒”不是出自外力而是出自内心真诚也能抵达快乐的彼岸。在本文的语境下，快乐体育这个命题更接近于体育哲学的层面，就是减少体育的负载，放松体育的紧张，唤醒体育的本真，恢复体育的要义。就是再苦也不能把体育工作当成整天愁眉苦脸的苦差事，至少也得苦中作乐、苦中有乐。胡小明说要变“工具”为“玩具”，当下恐怕一时做不到，但完全将体育当成一种工具则切切以为不可。
    无论是训练理念还是教育理念，东西方存在一些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不久前关于“虎妈”的争论，说到底是东西方教育理念的不同。原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不久前美国短跑天才、著名教练卡森来华，他说他希望用快乐点燃中国孩子对田径的热爱，他说田径在美国也不是热门，教小孩练短跑都是笑着练，这样才不会把他们吓跑。在中外都执过教的郎平这些年不止一次对媒体谈到东西方不同的训练理念。大家都还记得，米卢当初曾经针对中国足球运动员一脑门官司的情况和僵硬的动作，说应当提倡“快乐足球”，所谓“快乐足球”，决不是不要严格要求，而是说要摆脱过分的功利、用一种良好的、活泼的心态去踢球。这里不去讨论东西训练理念的优劣，只是想指出，通向体育高峰的道路可能不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如果能够东西互补，中外交流，也许有助于体育文化的建设。
    应当承认，在一段时期里，我们总是更看重“头悬梁锥刺股”，“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更服膺“三更灯火五更鸡”，更习惯用大口号、大道理试图说服而不善于启发人的兴趣、乐趣和心智，让他们发自肺腑而不是出于压力投入训练。我们不大重视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科学训练的空间还很大。肌肉发达头脑肤浅的状态应当改变。李娜法网夺冠后接受采访时公开对“教练和领导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训练，通通规定好了，我们能做的只有服从”表示不以为然。隋菲菲当教练后希望别人称她“快乐教练”。她公开宣称她的执教理念就是“快乐篮球”。她推崇“贵人鸟”对篮球的解读：“不只要投进，还要投入快乐。”林丹也曾发出天问：何时才能真正享受体育？能像陶菲克一样享受真正的羽毛球。可见，距离快乐体育还有很长路程要走。即使目标再崇高，也不是注定只能以干巴巴的方式去实现。我们还是要逐步学会在苦与乐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在追求崇高目标的过程中，关注人的感受、人的体验和人的尊严。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一种价值观问题。

2  结束焦虑体育  迎接自信体育
    多年来为了改变我国竞技体育的落后面貌，广大体育工作者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当代体育史上不断谱写出新的篇章。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同样需要，所以应当得到尊重和爱护。只是也毋庸讳言，竞技体育领域的确存在着一种超出责任感和使命感之外的焦虑情绪，弥漫着一种过分的、有时缠绕不清的功利主义目的。在整个体育事业中竞技体育透明度最高，最容易量化，加上泛政治化的影响，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和教练员、运动员无不战战兢兢，唯恐有所闪失。各种体育赛事本来应该是欢乐的节日，但是围绕综合性大型赛事常常有一大批相关人员焦虑不安，不断地进行摸底、预测，锱铢必较地计算牌数、分数，如临大敌地度过赛事的过程。你只要拜读一下各级体育部门的工作报告，“关键”、“重点”、“保证”、“重中之重”、“形势严竣”、“巨大挑战”，必定是赛事那年的关键词。每一个赛事周期都被叫作“备战”，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兵败汉城”那一幕至今记忆犹新。从那以后，国内外赛事的组织者在赛前都小心谨慎，降低身段，守口如瓶，实力再强，把握再大，都不敢夸下海口，都说要从零开始，就怕成绩不好被指责“指标没有完成”。这作派渐渐成为传统、经典的作派，有时固然给人谦虚之感，有时也不免沦为矫情做作之态。看不到坦率，看不到真诚，看不到径情直遂，更看不到痛快淋漓。我觉得有时连讲话的人也厌恶自己的不真实和不能真实。
    焦虑的产生有各种原因，首先是我们习惯把体育竞赛看成一项政治任务。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形成一种比较普遍的认知，凡事一提到政治的高度，对上能得到关注和支持，对下能引起重视和响应。所以，总习惯给竞技体育上纲上线，不断地“强调”，愈说愈“深刻”，愈说愈“玄妙”，下“硬性指标”，签合同，立“军令状”。其次，如今比赛的成绩，不仅关系到运动员的荣誉、地位、奖金、广告收益，还延伸到教练员、管理者、领导人的利益。如果说以上这些问题还好应对，那么“争光”呢？这可是涉及国家的荣誉与民族的尊严，成绩不好，指标没完成，使得那么多的人脸上无光你能不焦虑吗?由于各种功利色彩太重，一些不正当、非体育的手段就有可能掺和进来了。一掺和进来即使被抗拒、被阻止甚至被揭露也好像就有了“堂皇”的理由。让我们坦率承认，有时碍于与金牌、争光有关，对触犯法纪的某些人，就得忍让三分，甚至满足其不正当的要求。究竟怎样看待“争光”，这确实需要作深度分析。矢口否认“争光”是徒劳的，因为那也是一种存在，但这里有一个“度”、一个分寸感问题。必须指出，正大光明的原则永远高于夺取锦标的政治逻辑。
    有些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但就是渐渐变成一种定例、一种习惯。比如说，曾经有一段时间，运动会东道主要千方百计夺得金牌第一，不拿第一好像就过不去，就脸上无光，就没法交代，你想想当事人能不焦虑吗？我看到过他们的愁容和无助，知道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下的无奈。但话还得说回来，有谁下过指令吗？没有!但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制造了很不好的赛场氛围。还有，在一些综合性赛事中要争夺第一枚金牌，其实第一枚也是一枚，没有人认为第一枚分量就重一些，但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想方设法 ，无所不用其极，这种莫名其妙的思维定势所形成的尴尬局面许多人记忆犹新。比赛本来有输有赢，这很正常，但不知为什么，排名只能上升不能下降，金牌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下降、减少了好像就理不直、气不壮，所以，拿不到牌、排名靠后，焦虑；牌拿多了、排名靠前，也焦虑，因为，这意味着下一届的任务更繁重了。体育确实有不可承受之重!
    2008年3月21日北京《法制晚报》登载一篇专访，题目叫《郎平：美国特色打奥运，像玩一样》。此时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仅140天，美国女排尚未开始集训。下面是记者和郎平的一段对话：

    记者：美国队员如何看待排球在她们生活中的位置？
    郎平：对她们来说排球只是一种游戏，是她们的一项爱好。
    记者：她们如何看待奥运会？
    郎平：对于运动员来说，奥林匹克都是她们最高的梦想，不同的是美国队员可能不会把奥运会的成绩看得那么重，她们更看重的是生活。
    记者：中国运动员通常会很重视奥运会成绩的。
    郎平：当年我当队员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为了奥运会一切都可以放弃，甚至生命。这种传统延续到现在，甚至拿了银牌、铜牌都觉得是失败，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记者：美国女排奥运会有没有指标？
    郎平：美国给我的条件非常宽松，他们很理解我，也没有给我硬性的指标。当然我带队就得把成绩搞好，打得太差了也会影响我的形象，是不是？

    上面这段对话发表不到半年功夫，郎平率领美国队最后打败中国队夺取北京奥运会女排冠军。 读了这段对话我们会看到东西方体育理念和体育价值取向的差别。将美国那一套完全拿到中国来，肯定行不通；把中国这一套移到美国去，也注定碰壁。国情不同，体育文化不同。而一说到文化，就想起法国著名学者巴富瓦尔的一段话：“关于文化，我认为它是最难改变的，因为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文化都涉及到习惯和记忆，经验和情感。”牛津大学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有一种量化的说法：“政治制度的变革需要6个月，经济过程的改变需要6年，而文化的改变则需要等待6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作为体育文化，中美各有各的特点，未必要分个高下，也别指望谁吃掉谁，只是希望通过文化比较，淡化一些我们的体育焦虑。当然也可以这样去理解，美国是历届奥运会的金牌大户，所以一两个项目拿不拿金牌无所谓。我们则不同，我们可是物以稀为贵，谁敢稍有造次？如果说过去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的金牌也不少了，是不是也有条件不必那么焦虑。尤其是国内比赛，大家都能放松一些，不要那么弦满弩张，不要给恶性竞争提供土壤。
    根据对悉尼、雅典、北京3届奥运会的统计研究，发现奥运会比赛成绩经过多年来的排列组合，金牌前10名的国家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前3名的国家则没有变化，只是在这个框架内顺序有所变动：悉尼奥运会：美国、俄罗斯、中国、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古巴、英国。雅典奥运会：美国、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韩国、英国。北京奥运会：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意大利、法国。
    分析一下近几届奥运会的金牌榜不难看出，总体来说，占据金牌前列的国家都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比较强大的国家，在前10名中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队都进去了，其它都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凡是连续在几届奥运会取得好成绩的国家，大体需要具备如下几个条件：一是有相当的经济基础，能保证必要的经费投入；二是有一定的人口数量可供选材；三是比较优越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四是有一个基本稳定和有效的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以保证后备人才的培育；五是有几个传统、很难被人颠覆的优势项目。如果这个分析还差强人意，那么我预测未来20年、５个奥运周期，中、美、俄3国将会继续占据奥运金牌榜前3，3国的排列顺序会因临场发挥等原因有所变化，但不会有谁被挤出前3，除非出现不可抗拒的原因，就又另当别论。再看21世纪以来在许多世界性单项比赛和职业赛事中，中国运动员也崭露头角，表现不俗。“东方不亮西方亮，黒了南方有北方”。这就是大国体育的好处，力量有纵深，回旋有余地。当年确立的“全国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如何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此前它确实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基于以上认识，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有条件结束焦虑体育，迎接自信体育。也就是说，我们既不必为拿不到金牌而焦虑，不必为怕被人瞧不起而焦虑，也不必为向别人显示点“优越性”而焦虑。这种自信不只是对体育实力的自信，不只是对国家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自信，也反映了我们对体育事业的理解有了更加广阔、更为理性的维度。在今后一个时期里，中国的竞技体育整体上能维持在世界前列就可以了，其间有得有失、有进有退都应该被看作是很正常的。有人说，北京奥运会中国金牌第一，以后应当努力保持这个位置不能失去。我觉得这样认识问题和提出问题是不妥当的。的确，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像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一部分运动项目保持在国际赛场上的前列位置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像足球运动那种水平，是不正常的)：但过分的要求和对胜负的意义作过分解读则有害无益。冷战期间形成的对立体育、对抗体育已经没有多少市场，我们的国家已经今非昔比，能提振民气、凝聚人心的方法手段多种多样，没有必要过分依赖竞技体育。我们不应再是被欺负、忿怒的和悲情的形象，不应再是对外部体育环境感到陌生、有着疑虑的形象，也不应是在国际赛场上赢得起、输不起的形象，而应是清楚地感受到国家的力量、有着广阔视野、准备用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去观察思考体育的新一代，“我们没有俯视世界的自大，也没有仰视世界的自卑，而是在自信中展现自觉，在理性中显示力量”。我们已经走向世界体育舞台的中央，并正在扮演时代要求我们扮演的角色。这就是大国的体育，正在崛起的大国的体育，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不谋求霸权的大国的体育，同时也是倡导回归本真的大国的体育。

3  正视金牌体育，欣赏魅力体育
    竞技体育的特点之一是争金牌、夺锦标，所谓“更快、更高、更强”，就是号召人们去超越自我、创造记录，夺取锦标。这种价值取向使得体育竞赛有别于一般嘉年华，它引导体育技术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并不断衍生出各种各样虎虎生威的体育场景，为人类社会生活增添了勃勃生机。但奥林匹克运动还有另一句名言：参加比取胜更重要。一边“更快、更高、更强”，一边“参加比取胜更重要”，这无疑是一个两难选择。但正是这个两难选择造就了竞技体育的高度和广度，使其免于平庸又免于孤立。你只要看看各个运动项目的世界记录，创造记录创造成绩的国家总是少数，多数国家只能本着“参加比取胜更重要”走进赛场。所以，我们既要正视金牌，不要低估金牌的作用，又不可唯金牌论。那么多人勤学苦练、勇敢拼搏，不会是毫无来由的。那么多的国家明知金牌无望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派队参加比赛绝不是为了自取其辱。的确，在运动场上，除了金牌，还是有多种维度需要我们去观察去体味去追求。从顾拜旦到萨马兰奇，为什么反复强调奥林匹克运动是一种文化、一种教育、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哲学，罗格上任之初为什么提出“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很显然，只以金牌为取向的竞技体育是有毛病的，不可持续的。
    回顾新中国的体育史有一个有趣现象，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流行一个口号叫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中国体育界也公开反对过锦标主义，这说明我们确实不是唯金牌论者，而且对唯金牌论早有警惕。当然也必须实事求是地说，那时有为了某种需要出现“让球”的现象，那也是不值得提倡的。自从1984年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后，体育界上下在金牌“零”的突破的基础上，决心在奥运会上不断取得进展，其主要标志就是夺取更多金牌。从此以后，我国的新闻媒体在每届奥运会期间每天都公布金牌榜，体育界也把金牌数作为衡量成绩的主要指标。不知不觉的，在国内外赛事期间，观众尤其是赛事相关者就随着金牌榜心潮起伏，除了金牌，别的什么牌似乎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谁拿到银牌铜牌也兴奋不起来。因为金牌的标志性特征，所以如何设项就事先筹划，哪些项目有可能拿金牌的就上，“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于是调查摸底找冷门，目的就是把金牌拿下。为了凑金牌数完成指标，有时就勉为其难、不惜代价去开展那些本地并不拿手不能持续也不想持续的项目。比如赛马这个项目，一匹好马是天价，但为了金牌忍痛也买，买了就用了那么一次，还未必有什么效果。没有水面的为了船艇项目拿牌，也千方百计、不惜工本去引水造湖。有些做法就更是歪门邪道，比如虚报年龄，“借”运动员参赛，贿赂工作人员，服用兴奋剂，在一些特殊运动会上冒充残疾，冒充智力障碍等等。这些作法摧毁赛场诚信公平底线，扰乱赛场正常秩序，有百弊而无一利。
    中国竞技体育的强劲发展和金牌的价值取向曾经给国人以鼓舞，这是事实。但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层面说，发展竞技体育还是得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为好，每一枚金牌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有个轻重缓急，都讲究协调，过分超前说到底没有什么好处。干什么吆喝什么可以理解，但说句极端的话，如果有人主张不惜代价把世界上的金牌一网打尽，即使真的可以实现，对此我也不敢恭维。原因很简单：不值得！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至于国内的比赛，更没有理由锱铢必较。尤其是不以高水平竞技为业和特殊人群的运动会，切切不可动用国家财力去支持少数人夺取锦标。
    2000年前后，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曾经提出“淡化金牌”，那确实是一个艰难时刻，有一种现象非常令人不安，那就是打着一种旗号明目张胆要冲破体育道德底线和道义底线去夺取金牌。围绕金牌展开的各种不正常的活动五花八门，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不能不承认，在一段时期里，某些行政官员过分看重金牌的意义，直接或间接干预比赛。由于未能正确对待赛场上的胜负，所以不但不去阻止赛场上的不良行为，有时甚至助长了这种行为。一场赛事尚未开幕，各种莫名其妙的所谓公关活动就出现了。我们不能过分依靠一些虚拟的东西来理解金牌的重要性，否则，观察一切事物都会发生变形。本来这一节的标题要用“淡化金牌体育，欣赏魅力体育”，为了避免误解，最后还是用“正视”代替“淡化”。其实“淡化”也不是不要金牌，只是说别看得那么重、别提到那么吓人的高度就是了。我用“正视”，意在强调全面客观，不偏不倚，不低估也不夸大。
    事实上，全世界大多数观众看比赛也就是看看热闹，欣赏欣赏，会会偶像，有时寻找点归属感，没那么关心金牌的去向。在多数人看来，一些国际比赛，也就是大国的游戏、富国的游戏，中产以上阶层的游戏，给这个世界增添点热闹，制造些新闻和谈资，谁金牌排在前面谁排在后面，远远没有那么深奥，没有那么巨大的政治意义。有政治意义也是象征性大于实质性。当年苏联、东德不是竞技场上三强之二么，不是在赛场上与西方争得脸红耳赤、死去活来吗？政治上经济上没有弄好该解体照样解体。我向来不主张夸大竞技体育的政治功能。夸大了，成了泡沫，没有什么好处，而且这项工作也叫人没法干，因为未知数太多了，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金牌数量太稀缺了。有些比赛就决定在那么千钧一发之际，水平再高，谁敢保证那时能处在最佳竞技状态，何况还有所谓“克拉克现象”呢！再比如“体运兴，国运兴”和“国运兴，体运兴”的说法，在某种语境下说说可以理解，但要顶真逻辑就不能自洽。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新华社2008年８月22日电，介绍英国《卫报》网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奥运会：奖牌榜登顶减少中国之痛》。不妨转引于此。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中国并不是唯一试图在奖牌榜上证明自己实力的国家，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为在奖牌榜上排名靠前采取不同的计算方式。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北京的奖牌榜是按金牌总数排列的，中国名列榜首。但在美国，这一榜单是根据奖牌总数排列，美国列在了第一。
    在澳大利亚，统计委员会认为，更好的计算方式是按人均计算奖牌数量，牙买加排在世界第一，随后是斯洛伐克，再后面就是澳大利亚。为了不被人遗忘，欧盟将参赛国家根据经济区域排序，这意味着——你猜怎么着——欧盟比中国和美国拿的奖牌总数还多。
英国体育代表团很有可能现在就找来一队精英数学家，在计算器上猛敲，寻找能够让英国在2012年排在奖牌榜第一的公式。他们可以先提高诸如自行车、赛艇和帆船等“坐姿”运动的权重，或者降低东方武术、举重、球类或者４人以上团队比赛的权重。
    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奖牌榜。奥林匹克宪章建议国际奥委会和地方奥组委不要按照国家排列奖牌榜。东道国应该仅仅展示个人的荣誉册，但这种崇高的指导方针被远远地撇在一边，对奖牌榜的技术改动几乎成为一个新的奥林匹克项目。
在金牌榜上领先世界，重塑中国的自豪感，也展示了中国的巨大变化。因此，本届奥运会对于那些喜欢水平高的人而言，几乎是最令人满意的一届。中国遵循“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设计了有史以来最长的圣火传递路线，上演了最好的开幕式，刷新了最多项目世界记录，中国已经超过了过去所有的奥运主办国。
    指望刘翔2012年在伦敦夺回桂冠，成为中国的葆拉•拉德克列夫，这或许期望值太高了。但是，本届奥运会不会是中国最后一次领跑金牌榜。如果中国能足够自信，接受各方的批评，欣赏失败的英雄，那么对那些因中国排第一感到不痛快的人来说，答案也是明明白白的：接受现实吧。
    我不说文章作者有什么恶意，他可能对中国金牌登顶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也不认为他能代表大部分英国人，因为我看到过一些英国人的评论，可率真多了，没有那么刻薄。不过，从此文中我倒是见识到各种各样排序方法，据说也有按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100多年来所得金牌数排序的。这个世界不会是舆论一律，我们“接受现实吧！”再说，有些排法明显带有恶作剧，那也随它去吧。我们虽然是一个很在意国际影响的国度，但也无必要、不打算按别人的脸色行事。不过，这网文也从另一种角度提醒我们恰如其分地看待金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中国处在国际赛场边缘时，人家看不到你的身影，没有多少话说。如今走进国际赛场中央，围观的人可就多了，七嘴八舌十分正常，我们要习惯这种外部环境，也不排斥“忠言逆耳利于行”。有人曾经指出，如果20年前提出淡化金牌，可能会遭到嘲笑、遭到腹诽，但今天这么说大家都可以接受，不会有谁说“吃不到葡萄嫌它酸”。综合实力摆在那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看问题，那么有一种现象也是无可否认的，那就是同样是金牌，它的影响力并不一样，有人形象说是“含金量”不同。悉尼奥运会后，在苏州召开全国会议讨论体育发展战略问题，当时就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所获金牌数量已经不少，但在基础性、集体性和世界性的项目中，水平有较大差距。这种看法引起不少人的共鸣。还有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姚明，他在奥运会上从来没拿过金牌，但他的影响、他的魅力国内有几人能够匹敌？金牌之外确实有许多真善美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确实有许多艺术魅力、技术魅力和哲学伦理魅力可供我们去欣赏去思考。你看那足球比赛自始至终把张扬与内敛、大胆与谨慎、对抗与合作、前进与倒退揉成一团，边解构边组合，让人眼花缭乱；它把人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爱憎褒贬现场化、艺术化、规范化，把人性深处的一些东西表达得可触可感，可歌可泣。假如你完全置这些过程于不顾，唯独盯着谁拿到金牌，那实在十分可惜。记得北京奥运会期间，有记者问罗格最让他感动的是什么？罗格说，最让他感动的是美国射击运动员埃蒙斯。雅典比赛时，他一直领先，最后一抢打错了靶子，失去了金牌。北京奥运会，他最后一枪只要打出７环就能拿冠军，结果误扣板机。但这位美国小伙子不丧气，表示还会继续参加比赛。罗格认为，这是一种精神，体育精神不仅是金牌和胜利。这些年在我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体中，悄然出现了一批篮球、网球、高尔夫和足球的爱好者，他们看比赛的价值取向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摆脱了仅以胜负论英雄的单一模式，接触到体育的真正底蕴，这是十分可喜的。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最近有几个全国性运动会不再排列不再公布金牌榜了，如城市运动会、全国体育大会和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一般说来，既然比赛总是要有个结果，只是不要穿靴戴帽，不要涂满功利色彩，不要采取那些过分的激励机制。这样，赛场内外就会减少一些浮躁，避免恶性竞争。这样，人们的体育价值重心也就会逐步转移。

4  调整奥运体育，发展多元体育
    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简称为奥运战略。什么叫做奥运战略？这些年有种种说法。据我所知，奥运战略这个概念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那时我国刚刚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准备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调查发现一线运动员近2/3是球类项目的，占经费比例过大。这些项目金牌又少，而且我们的水平不高。相反，如体操、跳水、举重、射击等项目，金牌数量多，有时一人可拿多枚金牌，这些项目在较短时间里搞上去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时体育经费紧张，于是就决定把人、才、物适当向金牌效益好的项目倾斜。这是奥运战略最原初的意思。后来，人们在各种语境下使用这个概念，就把它的意思变得很宽泛了。而且，几乎忘记了“最高层次”4个字，各系列赛事无论是设项还是各种做法都向奥运模式靠拢。照理说，既有“最高层次”，也就应该有其它层次，有的竞赛层次相互衔接，有的应当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和策略取向。但是多年中我们对此并未足够留意。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了奖励各省市的奥运选手，曾经出台一个政策，将各省市运动员获得奥运会金牌加倍计入次年全运会所属省市。这种政策恐怕只能是一种东方智慧，外人是没法理解的。在西方人看来，买酱油的钱怎么能记在醋的账上。在我们这里，这样做并没有遇到多大麻烦。问题在于，这样做公平吗？一届运动会尚未开幕，有的省市已经遥遥领先。长此以往，本来就处在弱势的省市的积极性肯定受到影响。公开叫板的不多，私下腹诽的不少。如果说过去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权宜之计，那么现在也许需要重新权衡其利弊。什么时候废止不敢妄断，但长此以往没有足够理由，违背公平竞赛的常识。而且，它会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为什么奥运会组队时利益攸关方会那么忙碌呢，道理不言自明。
纵观世界的竞技体育形态，目前大体有这么3种：一是奥林匹克运动；二是商业、职业性比赛；三是大众化的比赛。3种形态虽然有共通之处，但每个形态有每个形态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承认我国各赛事主管部门并没有给以必要的区分，学术界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深刻的阐明，新闻界偶尔涉及也浅尝辄止。所以，人们习惯于把各种比赛都一律看成金牌的较量、荣誉的较量和造就奥运选手的平台，这就造成同一拨运动员在不同系列的运动会上出现的怪现象，全运会有他，城运会有他，有时农运会、大学生运动会也有他。又没有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张冠李戴”。因为，一来规章不健全；二来甄别需要时间和成本；三来觉得给一线运动员多些锻炼机会也未尝不可(当年国内赛事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此口一开，造成竞赛秩序的紊乱，助长了锦标主义，一些运动会就变味了，变成有其名无其实。最近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为改变这种状态作出某些制度安排，情况正在开始好转。
    奥运会的确是竞技体育中最有影响的盛会，但它毕竟4年一次，它不能囊括更不能代替竞技体育的全部。各种竞技舞台应当为各种群体、各个个人创造表现运动才能的机会，并从中享受到应有的奋斗和成功的快乐，不必因为成绩没有达到奥运水平而沮丧。能够在奥运会上争牌夺标的总是少数，就算选拔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也就几百人，所以我们的视野还是不能只停留在少数人身上，尤其在登上奥林匹克峰顶之后，已经有条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世界的体育潮流，全面安排竞技体育的发展路向。对此，我估计未来一段时期可能会有如下变化：
    1)奥运会依然会是竞技体育领域的重点目标，但注意力不会那么高度集中。纵观体育领域的各种赛事，至今还没有一项赛事的国际影响力能与奥运会相匹敌。所以，估计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我们仍然会坚持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但是，我们不会像以前那么在意金牌的数量，也不会转身在基础、集体项目上与欧美全面抗衡，因为这样做既吃力不讨好，也实在没有必要。扬长补短照样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与此同时，我们会尽量促使大众喜爱的项目较快提高水平，使其和大众的心理期许相契合、相接近，比如足球项目等。
    2)我们会逐步认识到，竞技体育的3种形态不是偶然出现的，它的分流是时代变迁的产物。因此，在实施奥运战略的同时会遵循商业性赛事的规章办赛，如北京、上海举办的网球等国际商业性赛事。也会逐渐把一些有商业价值的项目从传统竞赛体系中剥离出来，形成国内新的竞赛系列。在推广这个系列时，会逐渐认识到世界职业体育大腕斯特恩的观点：观众和球迷是NBA存在的理由。并自觉更新我们的体育理念。对于大学生运动会、中学生运动会、特奥会、残疾人运动会等，世界多数国家更多的是把它看做一种特定人群的体育联欢，并不注重夺取锦标。这种价值取向我们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必定会对参赛队伍、参赛目标作必要斟酌。像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残奥会那样席卷金牌的情况今后恐怕不会、不应再出现了。
    3)我们将会在重新检视竞赛制度的基础上，对现行的全国性赛事进行必要的改革，审慎地删去一些兴师动众、成本太高、价值不大、已经流为形式的综合运动会。有的运动会如果改成地区性、缩小规模，也许更符合群众性、娱乐性的特点，举办的门槛会低得多，可避免大兴土木，留下后遗症难以收拾。“青黄屡出，繁而不珍”，全国综合运动会过多、过滥，人们已经不胜其烦。2011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有理有据地揭示了这方面的问题，值得重视。的确，取消某项赛事会涉及某些群体的利益，进行改革需要勇气，要不怕得罪人，否则路径依赖会长期持续下去。有些决策，不能听信一部分人的忽悠，什么事情都能说出一两条“必要性”“重要性”，应当通过科学论证、利弊得失的权衡。同时，也要有纠偏纠错机制。有些竞赛系列，在特定时期推出，发现弊多利少就应当决断决行予以取消，更不宜搞什么专业队。
    4)我们会比以前关注国际上的新兴项目，关注国内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喜闻乐见的项目，不会太在意它是奥项还是非奥项、有国际比赛还是没有国际比赛，我们的着眼点不会全放在夺标上，而会同时放在大众喜欢不喜欢、期待不期待的态度上。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也会逐步形成一两个像模像样、真正吸引眼球又有市场价值的国内赛事，使得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包括经济生活，变得生动而有趣、变得兴旺和多元。像我们这样的大国，当然没有必要完全照别人的脚印亦步亦趋，我们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重视项目创新和机制创新。
    ５)我们会适当放松规制，减少计划的色彩，继续克服“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流风余韵。培养体育精英的渠道会进一步放宽，鼓励社会、企业、家庭积极参与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一些赛事会淡化行政色彩。体育生态会更加多样化，使得那些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能够在不同层次、不同系列的赛事中一展身手。国家从娃娃抓起，集中资源，重点培养，固然是一条有效途径。自由选择，自然成长，大器晚成，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必须给后者留下一定空间。说到底，这也涉及社会公正问题，不可轻看。我们会逐步认识到，过早、过多偏向于少数人，有时也会损伤多数人的积极性。要逐步克服体制性障碍，支持、鼓励有志向、有条件的青年独闯世界体坛。而对于试图体制内体制外的利益一概“通吃”又不按照规矩办事的现象，也需要拿出一套办法，以便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不要因为想靠谁在某个运动会拿牌而装聋作哑、投鼠忌器。
    6)各运动管理中心、各单项运动协会的职能会有所调整，在抓高水平竞技抓一线队伍的同时，会努力促进本运动项目的广泛开展，着眼点不一定都是为了争得金牌，也是为了吸引人们对本项目的兴趣。让更多的人养成一两项体育兴趣，使该项目成为增进人们身心健康的终身伴侣。各中心、各协会也会努力探寻本项目新的发展机制，不会一条路走到黑。像我们这样的大国，除了与国际接轨，也应根据各自项目的特点开拓新的发展道路，为世界体坛提供新的模式。对竞技体育工作的评价标准，会比以往客观、全面，避免以偏概全。社会的急剧变动固然使得一些体育价值和规范未能成型，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变化的踪迹。比如说，商业性体育比赛愈来愈注重制造明星和利用明星效应，愈来愈重视观众的兴趣和培养观众的兴趣，这类比赛和传统的体育赛事价值取向不同，在赛事管理上，在运行机制方面，不同性质的赛事各有不同，我们会努力防止“一锅煮”，会分门别类进行管理。过去的训练竞赛制度比较单一，现在情况复杂多了，利益格局复杂多了，体育部门管理者的知识构成也必须逐步与之相适应。只用行政的一套办法去包打天下肯定行不通。体育的多元势必要求管理方法的多样。

5  审视申办体育  关注效应体育
    几十年来，中国竞技体育的影响范围不只是局限在体育领域，它广泛延伸、显著触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外交，它的影响力、爆发力和幅射力在中外体育史上都是罕见的。由于思想的解放、环境的宽松，现代体育的各种触觉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土地上纵横驰骋。亚运会、奥运会在北京和广州举办先后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伟大民族的博大胸怀。回望2008年8月8日“鸟巢”的看台上，全中国全世界多少政治精英、商务精英、文化精英、科技精英和体育精英汇集于此，令人禁不住热血沸腾。什么叫群贤毕至？什么叫星光璀璨？也许没有什么场合比这更具体、更给力的了。我不知道那时那刻美国总统父子坐在“鸟巢”作何感想，也猜不准普京、萨科奇、福田康夫、布莱尔等政要的内心世界如何涌动，他们此番拨冗来华参加开幕式，按惯例“屈尊纡贵”靠边就位，还是令国人心存好感。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进一步激发了我国许多城市申办赛事的热情，2008年以来，除了奥运会、亚运会，我国还举办残奥会、特奥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世界游泳锦标赛等大型赛事，等着还有青奥会、东亚运动会，如果加上香港、澳门和台湾，数量真是不少。对国内的赛事，各省市也踊跃争当东道主，全运会、城运会、全国体育大会、民运会、农民运动会、大运会、中运会，热闹非凡，如火如荼 ，东道主无不竭尽全力，尽量让参赛者满意。综合性赛事，不管是国际性的还是国内的，对一个城市来说都是人群聚集最多、时间最长的社会活动，也是展示城市面貌的理想平台，对东道主是一次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的演练，是检验行政执行力的极好机会。事实表明，凡是举办过大型赛事的，城市面貌都有很大改观，这些年来，我国许多城市举办赛事的经验可圈可点。不过，倘若全面客观审视一下，相信在申办、举办赛事的问题上，今后无论是理念或者行动，也还是会有所变化，起码会更有分寸感，更重视申办、举办所能带来的效应。
    1)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赛事，决定申办还是不申办会更加审慎。举办大型赛事毕竟是社会公共事务，需要一笔不小的公共投入，涉及到公共利益，需要真实无欺地与当地人民商量商量。虽说我们有能集中办大事的优势，但该不该办、办到什么程度，依然涉及公共利益，涉及资源配置是否合理的问题。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办赛必赚：也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轻松，不算经济账，算政治账。再说，举办重要的、效益好的国际赛事，不是有几个符合标准的场地就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心中有数。
    2)兑现承诺，按国际惯例办事，不再作超标准接待。体育组织对赛事承办会提出一些条件，有一定的标准。但有些赛事，并不追求记录，也没有什么条件要求。尽管热情好客、克己待人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但毕竟每一笔花费都是我国人民用辛勤汗水换来的，何况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慷国家之慨。不是说与国际接轨吗，在这方面与国际接轨就好，没有必要作超标准接待。这些年，常听见一些出国比赛的运动员，埋怨国外接待不如国内，其实，人家那是按国际惯例行事，超标准接待经费没有地方开支。而且我们还要知道，你超标准接待虽然也能博得某些人的喝彩，但有人并不一定领情，说怪话的并不罕见。国内赛事接待更应本着节俭原则。运动会办得过于奢侈没有正当理由。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行业运动会、特殊人群运动会更不应该仿效全运、奥运，不应追求那种办赛标准。
    3)营造热烈气氛，但在喧嚣中会多一份清醒、一份冷静。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那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次举办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活动。当时借用航天工业倒计时的做法，在天安门竖立倒计时牌。北京奥运会也续用此方法。尽管当时也有人提出异议，但对国门刚刚打开的两大体育盛事，这样做也还不是完全不可理解。但最好适可而止，尤其是国内赛事更不宜采用。平心而论，与国计民生比起来，体育竞赛还真不能算是什么大事，用倒计时来提醒真是得三思而后行。再如火炬接力今后一定会缩小规模，防止扰民，甚至取消某些赛事的火炬接力项目。开闭幕式也会根据赛事性质进行安排，可长可短，恰如其分，努力避免那些无益的互相学样、互相赶超，努力避免劳民伤财，尽量不去打破正常的社会秩序。今后不会再那么看重“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不会总是追求这个“第一”那个“第一”，更不会生拉硬拽凑数去满足一个记录。形式有时固然重要，但形式主义不可取。追求完美没错，但追求过分就显得不真实。没有信度也就没有效度。
    4)在场馆建设的选址、规模和设计上，在标准的掌握上，我们会更加重视赛后利用，重视可持续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大型、高档体育场馆的赛后利用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据说，一个照竞赛标准建造起来的体育中心，经营管理得好，大体要６到８年才能成熟。经营管理得不好，长期都冷冷清清、亏本运营。有的场馆从头到尾成了一种摆设。应当坦率承认，大型场馆建设，对城市行政管理者、建筑部门，是很有诱惑力的，确实能激起投资冲动和设计冲动。也应当承认，此类建筑的规模、标准是很难把握的。过于豪华、前卫，运营成本太高，大众消费不起，中看不中用。以简单实用为宗旨，吸引不了眼球，有人嫌寒碜，也会挨骂。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只是必须实事求是、全面客观方能得出真正的结论。场馆建设利用问题已经不是小问题、局部问题，急需达成社会共识，防止贪大求全、贪大求洋，防止贪开幕式一时之痛快留下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间。美国人借用学生宿舍做奥运村，在酒店大堂比赛举重，好像也不见有人嗤之以鼻。到处兴建比赛场馆让其闲置实在不如多建一些适合全民健身的场所更符合以人为本，从经济上来说也比较合算。
    5)我们会努力避免反应过头、解读过度。对国际体育组织和国际赛事，包括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我们用平常心去对待就行啦，不必看得太重，抬得太高，对国际上一些体育理念和体育制度，我们该遵循的遵循，但不要做过分诠释。说过头话，大歌而特颂，几乎要把它当做革命经典来阐释，都不如恰如其分、接近事实地宣传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些制度安排如不合理也不要害怕发出我们的声音。有些赛事，如果不是十分必要，就别费劲去邀请国际体育组织的领导参加了。国外已经有人称我们的某些做法为“多余的热心”。邀请不邀请要有规矩，不能只听信少数人的鼓捣。正如对待其他事物一样，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体育竞技，辩证地看待体育组织。今后，各种体育赛事也会十分慎重地使用“举全国之力”“举全省之力”之类词汇，因为这种说法一般都太夸张，太言过其实。这种事情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举”那么多“力”。
    总之，申办和举办，都会更注重未来效应，包括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而且对未来效应会避免一般性虚拟和大而化之的揣测。从观察社会的角度看，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动静大，涉及面广，影响因子多，时间周期也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用一两个个例代替全面评估，用大而无当的豪言壮语代替科学分析，用空泛无物的设想代替现实的境况，都不能作为此类决策的依据。
    以上我就北京奥运后我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和策略取向谈了自己的看法，事实上，进入21世纪某些变化就已经开始，只是北京奥运会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充足的理由。当然，有些变化还举步维艰，有些问题尚未取得共识，但不管如何，中国体育千真万确是走到一个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确定自己身份与角色的时候了。有人说“转型”，有人说“拐点”，这些说法都可以讨论，可以质疑，但确实应当看到时代在呼唤，历史在呼唤，以不变应万变只会丧失时机。尽管理念的变化和策略的调整可能会打破长期形成的格局和资源配置方式，需要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势和长期形成的操作习惯，但只要我们用心灵去感知，用理性去思考，用历史使命感去行动，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作者附言：这几年，承蒙学界的看重，有时参加博士论文的开题和答辩，从中得益匪浅。看到中青年学者的刻苦耕耘，也会觉得自己不能总是居高临下指指点点，于是就不紧不慢在电脑前写下此文。过去，我当过学报编辑，现在许多学报编辑负责人都是学生辈了，看着他们成长我很高兴，他们来约稿，有时还寄来访谈提纲，但是，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回应，心中觉得内疚。如果没有违反规定，他们愿意，此文我都授权发表。我也欢迎学界朋友们指正。为了节省篇幅，运用文献恕不注明出处，只用引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