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张旗鼓学雷锋那年冬天的北京天寒地冻，我们在上足球训练课。教学比赛中，一位打冰球的同学向我横着飞过来，我顿时倒地，后脑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待我站立起来的时候，已经失去正常意识，却表现得异常神勇，我这个很少能触到球皮的跨栏选手居然盘带穿越对方几个后卫，将球踢入网窝，老师吹响了下课的哨声。这时我突然两眼一抹黑，先蹲在地上习惯性地找眼镜，后来就完全陷入昏迷。同学将我抬回宿舍，诊断为严重脑震荡，昏睡了几天。此事很快成为学院的一段佳话，成为学生学雷锋不怕苦不怕死的成果。在下意识的情况下，还能踢进我平生惟一一球，可见雷锋精神已经溶化进血液中，印刻在脑海里。

  不久，全校毕业班学生组成几十个小分队到山西大同、雁北实习。我分到大同六中，在西南郊的口泉矿区。为了展示我们学习雷锋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小分队拒绝实习学校派车来接，决定徒步上任，也就是要在塞外的寒冬中拉练20公里前往。那天黎明，气温零下30度左右，我们背上行李，走出大同城西门，顶着猎猎寒风，步行三个多小时到达学校。此时我们的鼻子冻得通红，耳朵冻得雪亮。夹道欢迎我们实习队的全校师生投来了半惊诧、半钦佩的目光，仿佛迎来了一群“苦行僧”式的活雷锋。

  有一天，六中团委书记的媳妇患了宫外孕急症，大出血，生命危机，医院无血可输。我们实习队闻讯赶去，惟有我的血型可以对上，我一掳袖子抽了250cc。此举可谓我一生中的道德制高点，以后再没有出现过这种表现侠肝义胆的雷锋式机会。

  当年的雷锋，不仅是专做好人好事的模范，也是横眉冷对阶级敌人的英雄。有一次我给高二学生上手榴弹的公开课，为了激发学生对敌人的仇恨，我做了几个木靶，上面画有历届美国总统像，让学生带着敌情瞄准投掷。快下课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都被**了，惟独约翰逊（当时是指挥越战的总统）还岿然不动，我灵机一动，跑过去，一拳击倒了这个可恶的约翰逊，拳头顿时出了血，学生拍起手来，这节公开课圆满落幕，深受实习总指挥部赞扬。

  实习结束不久，就进入毕业教育，人人发誓：向雷锋学习，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又分配到山西，这次不去西北，而向东南。任教不到半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同是那张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的嘴，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号召。于是很有人情味的雷锋同志只好暂时退避三舍，天上的雷锋呆呆地看着地上疯狂的人们，先是忙于文斗，人人口诛笔伐；后是精于武斗，个个矛坚盾固，打了个昏天黑地，双方均手持**思想精锐武器，最终两败俱伤，唯武器继续闪闪发光。此时人心隔膜，民心散乱，人人明哲保身，家家闭门躲事，坏人坏事横行，好人好事绝迹。从此，雷锋们羞于出门。

  那时我住在晋东南体委大院，也还做了一点比“自扫门前雪”略多半步的好事。就是义务管着大院的水和电。全院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合用着一支自来水龙头，水龙头在四合院当中，周围都是各家各户的菜窖、煤池和鸡窝，一到冬天，水管子就要上冻，每晚我都要潜到井盖下去拧紧阀门，第二天一早再下去给大家拧开，有时候晚上忘记了关闭阀门，第二天就要烧开水去烫，甚至架劈柴去烤。在家徒四壁的穷困时代，经常停电，灯一灭我就跑到街上去看路灯，如果路灯还亮着就赶紧去给全院的总闸换保险丝，让全院大放光明；如果路灯也瞎了，就回家点电石灯，我一家独亮，其他人家看我家点起了电石灯，知道无望，开始点蜡。我的这一习惯保留至今，因为过去一停电我就无法捧读，现在一停电我就无法上电脑。其实，做好事也往往会夹杂个人目的，利他与利己的统一才是最高境界。

  还有一件关于电的事情，就是我还负责过收电费。那时家属院只有一块电表，要根据各户自己申报的用量分摊。那个时代人们的家用电器只有户内的几盏电灯，只要申报灯泡的瓦数就可以了。有一家人报来数目我觉得蹊跷，就去查问“你家点了几盏灯？”

  “两盏。”

  “你家不是三间房吗？”我又问。

  “就点了两盏，不信你去看”果然是两盏，都吊在卧室的门框上，绝了，里外两用，我对这家人的勤俭持家水平，服了。

  “你家报的是35瓦，中国的灯泡只有15瓦、25瓦、40瓦，怎么也拼不出35瓦来呵？”我追问。

  他语塞。盘算了一下，说“那就改成30瓦罢，每盏15瓦。”

  “你那两盏灯一明一暗，怎么都是15瓦？”

  他看我有点动气了，说“那就改成总数40瓦罢。”他多年的偷电把戏，终于被戳穿，怏怏而回。

  其实，做好事不能止于为好人服务，让好人高兴，还要让自私自利的人不能占好人的便宜，让好人不吃亏。这件事在机关里流传开后，好心人对我说：“干嘛去惹他呢？他是举重运动员出身的武术教练，你怎么打得过他，将来会招麻烦的”听后，有点心惊肉跳。

  果然，两年后麻烦就来了。1978年我报考了研究生，刚去北京复试，学校党委就收到了这位教练起草的匿名信，列举了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状若干条。他的告状信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当时不到北京上学，就可能进班房，真是天上地下之别呵！所幸学校派来了外调人员，证明子虚乌有，才化险为夷。原来做好事与做傻事的结果会如此大相径庭！

  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书、讲课二十多年，课堂进，教室出，平平庸庸，乏善可陈，却有一件小事真正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1998年冬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学校里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有我半天课，那几天下午很冷，我全副武装，头顶头盔，身着羽绒服，手套护膝护腿俱全，急匆匆骑上摩托车上路，快到学校大门口，最后一个左转弯，我没有留意地上有一滩砂子，车身一滑向右侧飞出，我大叫一声，“哎呀，糟糕！”身体向左侧扑去，先听头盔着地“哐当”一声，接着左肩着地“嘎崩”一响，心想坏了：骨头出了麻烦。我勉强站起来，到7米之外试图扶起车子，左手使不上劲了，只好全靠右臂。试着将摩托发动起来，慢慢捱到学校的电化教育室，此时近百名工会干部已经入座，见我进来鼓掌欢迎，我抱歉地告诉他们我今天要破下自己的规矩，只能坐着讲课，因为在来到路上摔了一跤。我一直夹紧左臂保持上体不动，以减少疼痛，而汗珠不停冒出来，两个小时的课，当讲完最后一句话时，实在坚持不住了，此时学员才发现了我的伤情，立刻把我送到校医院，一拍X光片，锁骨骨折。又送到北医三院做了包扎处置，晚上两位研究生把我送回家中。当晚，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莫名的英雄气概与疼痛、孤立无援夹杂而生。

休养生息月余，过了寒假，学校贴出了可报销医药费的通知，我拿着北医三院的药单去校医院，谁知一位主管财务看了一眼，就掷了回来，“去年的，过时了，不能报！”我攒足了一个月的“英雄气概”顿时烟消云散。我问：“那，怎么办？”“找校长去”。我鼓足勇气推开主管后勤的副校长的办公室大门，他很不耐烦地听完我这个因公受伤的教授的陈述，瞟了我一眼，嘟囔了一句“没办法，自己解决吧。”我二话没说，瞪了他一眼。心想将来我如果退了休一定将他的三角眼和麻脸写进我的小说。我知道他对我的蔑视，源自“8964”后我所处的另类政治地位。于是，我下定决心辞职，到一个可以给我自尊的地方去。一年后，我58岁时到了广州华南师大。这是我从未向任何人讲过的南下广东的真实动因。

人要犯开傻拦也拦不住。热血一沸腾，傻气立马就冒出来。再说几件退休后的小事罢。

去年开春的一个周日清晨，我去超市购物回来，见小区的保安正在大门内的小广场上用白漆画出新车位，占用的是业主每天必经的通道，一旦将这些车位卖出，物业公司每年将有上万元的进帐，而院里的老少爷们儿将要和汽车混走一道，老人和孩子躲避不及随时可能发生危险。很多人路过看到此事为之摇头，而敢怒不敢言。真是岂有此理！我怒火中烧。我叫保安罢手，他说是奉命行事，叫来保安队长，他说惟公司经理之命是听。我知道此事只有激起众怒才能让他们罢手，于是我扯起喉咙高叫，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指责之声越来越大。这场“保路运动”终于获得成功。事后，有一个老人家悄声对我说，“你就不怕人家保安往你家防盗门的钥匙孔里塞口香糖？”我这才知道又干了一件傻事，有点后怕。

  去年夏天，我身背高尔夫球杆要去练习场打球，途径停在小区的路旁的一辆银灰色“凯美瑞”，前窗的玻璃里不断有香蕉皮甩出来，我一脚跨过地上的蕉皮又退了回来，见汽车里坐着两个女青年，不知是姐妹俩，还是主仆二人，其中一人怀里坐着一个孩子，一人在继续剥着香蕉，旁若无人地向外飞香蕉皮。我厉声喝道：“你们怎么往地上扔香蕉皮？赶紧出来收拾干净！”

  “你管得着吗？你个傻佬头！”“富二代”到底是“富二代”，如此出言不逊，如此财大气粗。

  “今天这事我就管定了”说着，我放下身上的球包做持久战状。

  “你把我们孩子吓出好歹，你要负责”看来要反咬一口。

  “你们作父母的要给孩子做个榜样，你就不怕孩子在你家客厅里给你满世界扔香蕉皮？”我回敬了她一句。

  “你这个老头怎么这么顽固，几根香蕉皮看把你抖瑟的”。另一个女人开始帮腔。

  “你们可以回家跟你们家老人说说，今天遇到一个多管闲事的顽固老头，因为随地扔了香蕉皮把我们臭骂了一顿，听听你家老人怎么说你们？”我这样回应他们，是因为我们小区前几天就有一位老太踩在香蕉皮上摔成骨折。

  “多大一点事儿呵？别把您老人家犯了心脏病！”抱着孩子的女人对我反讽一句。

  “是没多大的事，但关乎公民道德品质。”说着我拿出手机：“咱们叫110来评评理。”

  道德底线可以任意**，法律底线就得掂量掂量了。刚才还凶巴巴的女人突然服软，下车将香蕉皮敛成一堆，扔到不到3米开外的垃圾箱里。“难吗？”我问她。她不吭气。“有必要吗？”反问自己，完全可以视而不见，一步跨过，干嘛要和这些低素质的“富二代”较劲，反显得自己傻乎乎的，只是因为眼里揉不进砂子。

  我家塔楼的电梯最近几个月犯了个毛病，呼救电话里常常会传出各种对话的声音，有时像孩子在撩猫逗狗，有时似男女在打情骂俏，上下楼时总可以听到奇奇怪怪的动静。楼里住了上百户人家，几百口人已经习以为常，安之若素。而我总感到不正常，不舒服，缺少电梯安全感。我几次拨通物业电话，希望他们赶紧维修，但始终未见结果。有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犯了傻劲，直奔物业经理办公室，经理叫来维修工程师，这位年青人说，“这事我们早就知道，但没法修，因为强电与弱电串了，现在不影响使用”。

  我说“我在全世界坐过千百台电梯，没有一台是有伴音的，你们连这点毛病都解决不了，能保证电梯安全使用吗？再说呼救电话里老能传出嬉笑怒骂的声音能说明你们的工作状态是健康的吗？”我的话说得有点狠，又得罪人了。

工程师不再说话。半个小时后我再次下楼，电梯里已鸦雀无声，至今。原来仅是举手之劳。

还有一件比这还要小的事情可以说说。我家楼下有个池塘，开春冰层缓缓解冻，中间已经可见到一滩亮亮的水汪。我从窗里看到几个孩子在冰面上试探着向中间走去，冰面颤颤悠悠的，我惊出一身冷汗，想隔着玻璃想叫住他们，他们玩兴很浓装听不见。这个池塘呈锅底状，中间有3米多深，足以吞没这几个男孩。我穿着拖鞋就奔到楼下，走近他们，轻声叫他们到岸上，然后怒气冲冲地训斥他们：“难道你们又想造就见义勇为的英雄啊？你们是要害死大人的！”确实，他们再向前三、五步，也许我就会和他们一样成为落汤鸡了。听到我的吼声，家长出来了，看到挨训后蔫蔫的孩子，以为我怎么欺负了他们，领着孩子往家走，回过头来白了我一眼。甩出一个眼神：多管闲事！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诡异，如果我晚几秒钟下楼，也许我就可以成为一条好汉，一条隔天电视新闻中抢救落水儿童的好老头，而早了这几秒钟，却在人家眼里成了一个十足的傻瓜。

  由它去吧，我行我素，继续傻傻地活着罢。因为傻是一种基因缺损症，无药可医。学雷锋，各有各的学法，人家是学雷锋——做好事，我搞的是学雷锋——做傻事。这些傻事与好事之间有没有相通的地方，天知道。

  写到这里，又是一惊。莫非我写这篇文章又在做傻事，因为做好事是不该留名的，而我大有自吹自擂之嫌呵！好在都是傻事，不值得人们羡慕。

                           ——反省于雷锋纪念日，写成于次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