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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来谈谈“凤还巢”（卢元镇）

也来谈谈“凤还巢”

卢元镇

随着世界金融风暴和欧债危机的持续蔓延，中国出口贸易受到沉重打击，今年前三个月中国出现了罕见的贸易逆差，多米诺骨牌随之倒下的就是支持出口贸易的制造业，由于银根缩紧，工资下压，加之物价上涨，农民工成为最大的直接受害者人群。于是就有了两条相互对称的消息出现在报端：一条是东南沿海地区春节后出现大面积“民工荒”，另一条就是安徽省的“凤还巢”。如果说前者是出于无奈，甚或是恐慌，那么后者则多为安抚，或为粉饰。
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分两步走，即第一步工业化和城镇化，第二步信息化和知识化。中国的第二步先行，而第一步的城镇化差距很大，到文革结束时，城市化率不到30%，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需要急起直追。经过30年的努力，据**总理昨天在答中外记者问时透露出的信息已增长到50%，但距发达国家平均的90%，美国的95%仍差距很大。因此，就中国现代化总体进程而言，“凤还巢”行动一定属于中国现代化的一次逆动。与1960年代初的城镇职工返乡，1960年代末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类同，差别在于上世纪的几次逆动是强制性的，而这次的“凤还巢”是农民工自己的选择。
“凤还巢”的出现证明了现今中国的城镇化具有不彻底性、不完善性、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这是因为农民工不能从根本意义上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作为市民的种种公民权利，他们是城市的“低种姓”人群。当他们不能用嘴和手讲话时，就不得不用脚讲话：打不起还走不起吗？走为上！最近发生在广州增城的事件就很说明问题：农民工不堪忍受市民的辱骂和围殴，集体退潮，使这个城市的支柱产业——“牛仔裤”几于瘫痪。
但是，也必须看到这7%的人依然是流动的、犹豫的、徘徊的。经过几年的城市生活，他们幸福感的主观标准大大提升，现在的农村生活能否让他们安分下来，很难说。只要一个传递利好消息的电话打进来，一夜之间全村年青人就奔向火车站了。尤其要看到的是，正在和即将进入这一行列的80后、90后人群是不同与他们60后、70后父兄辈的。他们对生命的感知更为细腻、更为丰富，他们对尊严和权利更自觉、更敏感，他们对文化的追逐更热情、更自由。可以预言，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永远不再可能还巢了。
那么，“凤还巢”与“体育”之间可不可以找到关系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蝴蝶效应：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都会引起美国的一场龙卷风，何况70万人浩浩荡荡回家那么大的一个动静。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能否成为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因果关系，而且这一关系能够达到博士论文研究水平，是令人存疑的。
先从动机分析，这70万人中，有多少是因为体育而形成这场社会流动的？他们回乡是想提高家乡体育人口的比例吗？他们回乡是想在家门口开办体育产业吗？他们回乡是想把城市的体育观念带回农村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吗？他们回乡是想成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为民众服务吗？我想即使有这样的人，也寥若晨星。
再看看效果，这70万人面对中国“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他们能做出什么贡献呢？面对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和借读学生，他们能为父母和子女改善体质、健康状况做点什么吗？这70万人有多少消费可以用于体育市场来拉动内需？这70万中又有多少可以在良辰美景的早晨在打谷场上伸展腰肢，弄出点社会体育的和谐气氛来？不得而知。期待某一位博士能够作答。
常识就是常识，不建立在常识基础的“科研”是无病呻吟，不建立在基本社会知识上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就是空中楼阁。这也是常识。
有人对我的质疑可能提出不同见解，我想我们达成一致并非难事。恭请有志于这一课题研究的先生在吸收归纳了众考生答题的合理部分后，起草一式三份的课题申报书，分别报往三个省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一份报广东（华师所在省市），一份报上海（安徽劳务主要输入地），一份报安徽（劳务输出地），看看能否获批。如果获批，说明此课题有远见，申报人有见地。如果不能获批，至少说明这个话题现在讨论还为时尚早。如果连报都不敢报，那么我就要送上一句老话：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孔子语录的石碑安放在联合国大厅里，为世界公理。
——2012年春末写于北京木樨园容笑斋，按规定今日北京停止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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