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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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要接地气

始于1959年的全运会是在中国处在被封闭于国际竞技体育大家庭之外时的一种自我救助式的国内竞赛制度。经过50多年、历经12届的变迁，全运会已成为中国运动竞赛制度的核心部分，但也成为社会争议最大、诟病最多的一个综合性运动会。由于我国竞技体育是由政府垄断性操办的，有了国家的全运会，继而就有了各级政府举办的省运会、地市运会和市县运会。我们经常讲“竞赛是杠杆”，全运会这根杠杆撬动了各级政府兴办竞技体育的积极性，也撬开了各级地方财政的金库。全运会就成了将各级政府捆绑在一起的一根纽带，这也就成了全运会在短期内不可能被撤销，而必须进行改革的原因。由于我国竞技体育实行的是不同于世界多数国家的运动员选拔制，而是国家队、体工队长期集训制，全运会作为选拔运动员的体育价值已经丧失。全运会被挪到每届奥运会后举行就说明了这一点。又担心各级地方政府冷落了奥运战略，就不得不把奥运会和全运会的计分捆绑在一起，这也是中国竞技体育不得已而为之的一大中国特色。也因为这个缘故，全运会由两场“恶战”组成，经济发达省市，上海、北京、江苏、山东、辽宁和广东，还有后起的浙江、黑龙江争前六名座次，但潜规则是东道主一定第一，8届上海、9届广东、10届江苏、11届山东，12届必让辽宁。成为独特的东道主现象。而经济落后的边远省区则陷入努力不落入后三名，尤其不能垫底的另一场争夺。而20多个行业体协参加全运会只不过是“陪公子读书”而已。当全运会成为与培养竞技后备人才的体育无关，与参与人口众多的全民健身活动无关，与体育产业发展无关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漂浮在空中、不接地气的文化空壳。尽管在全运会上内部的争斗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但它不能产生悬念，不能制造正面体育新闻，不能让大众享受到高水平竞赛文化，更不能让全国的观众的“功利心”随全运会起伏跌宕。于是，全运会与人民群众渐行渐远，演变成体育系统内部的一种自娱自乐的竞赛活动，而观众席虚位以待，电视转播无人问津，一派冷清。全运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不高，对体育发展和社会促进的作用也有限。而各种不端行为经常发生，常常被社会舆论诟病。赛前各代表团之间的“君子协定”，秘密交换利益，赛中的“分配金牌”，运动成绩的谎言化，都降低了全运会的权威性，更使观众嗤之以鼻。由于全运会的金牌榜成为省市自治区政府衡量体育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唯金牌论”便大行其道。于是租借买运动员、收买贿赂裁判员、服用违禁药物的丑闻屡有发生，为了在金牌大锅里分一杯羹，一些连人畜饮用水都缺乏的省份竟然开展划船运动，一些根本不下雪、不结冰的南方省市，居然在发展冰雪运动项目，个别很穷的省市自治区在高价养殖纯种比赛用马。这些都大大提升了全运会的制度成本和不必要代价。欣闻中央对下一届全运会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改革措施。希望有关部门能采取进一步行动，从其结构与功能上全面着手改革，让全运会真正回归到体育运动的本质，在大众文化领域站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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