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8-01-12 吴平 现代出版
首届全国编辑出版学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在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学术年会（2017）开幕式上举行，图为获奖论文作者与颁奖嘉宾合影。
去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圆形报告厅参加由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编辑出版学优秀论文奖”评选活动途中偶遇获奖者于文。寒暄中他说道：“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申报过这个奖，没想到还获奖了。这个奖你们是怎么评出来的？”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许多获奖者与没有获奖者共同的疑问，也是我在得知将要进行优秀论文评审时的第一反应。怎么报名？怎么评？多大范围？如果评委自己也有参评论文怎么办？以什么作标准？一连串的问号直至我作为评委，经历了初次推荐、再次推荐、投票到最终评定公示各环节后，获得了满意的答案。细思忖，还真觉得此次评奖过程及获奖的十篇论文有些与“众”不同，不妨细述道来，分享众人，以解疑惑。
先说参评论文从哪儿来吧。它主要源于各期刊社的推荐。一部分刊物可以推荐4篇论文参评，如《现代出版》《出版科学》《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编辑之友》《科技与出版》等CSSCI期刊，以及《出版业》（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二次转载刊物。其他编辑出版类专业性期刊每种推荐2篇。推荐意见需主编或社长签名、加盖单位公章方才有效。获取参评资格还有一条渠道，即专家推荐。凡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担任常务理事以上职务者，含出版专业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编辑出版学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每人可以推荐所在理事单位或其他单位的论文1篇，推荐意见必须由专家手写或签名。评审通知里明确说明不接受自荐。再说时间界限，所有推荐论文必须是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在正式刊物公开发表的相关编辑出版学的优秀论文。通过以上两种推荐方式，研究会最终收到的有效参评论文是71篇。
说到评审，不得不提蔡翔会长在评审会上说明的回避制度：为了保证评审的公正性，会长、副会长、全体评委的论文一律不参加评审。如范军教授有论文被推荐，但在这一回避制度下，作为副会长的他不得不“忍痛割爱”。回避制度彰显了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也成为首次优秀论文评审的亮点之一，深得人心，为之点赞者众。
会议评审前若干天，评委们就已接到仔细审读参评论文的通知，作了充分地准备。故会上发言有理有据，侃侃而谈。每位评委推荐数不超过获奖数，着重解释推荐理由。细心的评委们还综合考虑了论文的覆盖面、学科内各方向的相对平衡问题。在坚持学术标准、质量第一的前提下，明确了同一期刊获奖论文不超过2篇，同一高校获奖者不超过2人的均衡性原则。至此，大家不约而同地发现最后评选出来的十篇优秀论文具有许多相似的品质与共性特征。
有评委率先提出学术研究应具有问题意识，引起大家的共鸣。也许是对目前不时可以见到空泛的、文中无物文章的极度不满，故而，针对当前业界困惑、学界难解进行有效的探索、分析、解答的研究论文易得评委们青睐。比如，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中，法制建设问题被长期忽略，《论融合趋势下的出版法制建设——从“版权”与“出版权”的二元化问题切入》提出了建立一体化的出版法制是出版融合发展的基础的观点，深入剖析了二元化现象的成因、合理性及对出版融合的不利影响，围绕观念、制度和经营三个层面一体化，对政府、业界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体现出研究关注的时代特点，起到了推动出版法制建设的作用。《交互式数字教材：新媒体时代的教材编辑及应用研究》抓住传统的教学组织方式和教学资源形式难以满足新媒体时代的教学新需求这一矛盾，结合案例探讨了数字教材内容要素构成及各要素编辑应注意的原则；依照交互式数字教材编辑出版流程的三个阶段，阐释了数字教材编辑出版的相关要素。论文对新媒体时代教材编辑的要求体现出对交互式教材的期望，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论编辑权利及其规范行使》指出当前有两种不当的出版行为，即一部分编辑不作为、一部分编辑过度行使权利，这两种现象的大量存在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其实，它所说的现象许多人都有感觉，但并没有像作者一样展开深入研究。因此，且不论论文研究的学理性与规范编辑行为措施的有效性，单从问题意识入手就深得评委喜爱。
有评委从坚持论文的学理性、逻辑性标准出发表明评审观，这也成为全体评委的共识。这一标准是对论文作者逻辑思辨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人云亦云、低端重复文章的否定。评委中有的就是编辑，有的兼做编辑，有的做过编辑，对当前时常见到的语句、观点缺少逻辑性的稿件现象十分不满，故《自出版概念探析：基于社会分析的视角》一文获奖就是“当然”和“必然”的了。这篇论文抓住了在中国掌握着出版专有权的出版单位“参与”出版图书、音像和电子出版物，与“没有正式出版商参与”的自出版之间的矛盾，从社会分析的视角出发，“尝试超越形式层面的、偶然性的、语境化的限定条件”，将自出版概念纳入到一个更加广阔、更为普遍的分析框架中，由此“挖掘其深层次的、实质性的内涵，探讨其与中国出版语境相兼容的途径”，为讨论中国的自出版现象打开一个合理的话语空间。论文跳出了“自出版”字面的迷雾和歧义，在揭示了概念的实质内涵后，从理论抽象层面借助“场域”“资本”等社会学概念，提出了中国出版场域的“六维资本形式结构”，兼顾了概念的普遍性与语境的特殊性。剥茧抽丝，突显本质，殊为不易。
评委一致认为，推荐优秀论文本身就是对学术研究内容、方法、观念的引领。大家注意到近年来学界关于微信的讨论很多，但对微信编辑活动的认识、理论思考的文章却较少。故而，《微信编辑：基于文本生成观的认识》被多位评委推荐，因为它探讨了微信编辑的本质特征、基本模式等一些至关重要、却尚未引发关注的编辑学理问题。此外，微信作为一种网络表达形态，它的版权正当性问题受到关注，虽然多是质疑，但所涉范围、所触理论对现有版权理念形成了较大冲击。因而，反思微信空间版权的正当性、论证质疑的合理性、并提出正面回应的路径，无论对现实的版权制度还是既有的版权理论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也就是《冲突与调适：微信空间版权正当性的反思》被推荐的理由。
同时收获了奖项的《语义出版应用与研究进展》一文，从语义出版的相关标准与规范、出版物关联数据集的利用、出版流程及参与者角色定位、应用现状等几个方面对其目前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疏理，说明了语义出版物的优势。评委关注的不仅是目前它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应用，更着眼于长远它带给读者更强的阅读交互体验。因为解决它所提出的问题才能更好地促进语义出版的发展。
有评委特别强调了学术研究的独特视角与论证严密的问题。多篇获奖论文也已证明方法与论述角度的重要性。如《美国儿童绘本出版中的性别理念研究》以性别视角为切入点，采用内容分析和文本细读等方法，从性别的呈现频度、角色设置和人格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为国内原创绘本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国际化的人文视野，既有可读性，也能引起出版人的思考。《作为<新青年>赞助者的群益书社》通过资料清理，客观地分析了群益书社支持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缘由，讨论它在《新青年》创办初期、改名以及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制作铜模等方面的作用。重要的是，它将以往或避而不谈，或不清晰的表述给予了鲜明、完善的答案。这种历史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出版史亦然。出版史的研究路径通常是从文化史和经济史二方面展开，这是由出版企业内部的“文化”与“经济”这对矛盾体所决定的。《论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产权制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选取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作为中心案例，以“经济史”为研究路径，勾勒了中华书局产权制度的大致面貌，并探讨了产权制度与企业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它明确地告诉读者，“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出版企业在经营上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它们对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股份公司制度的科学实践”。论点与论据的有机结合以及作者关于史料的耙梳之功折服了评委。
颁奖仪式结束后，吴平教授对获奖论文作述评
仔细审阅被推荐出来的这十篇获奖论文，有一些新的发现：一、从学科发展而言，理论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板块。无论是传统出版的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媒介融合时代的产品、平台，无论是教材出版、自出版，还是语义出版、微信编辑，无论是名词内涵概念界定，还是演化发展本质探讨，无一不在及时、清晰地完成学理指引。这是实务操作的序曲，也是编辑出版行进中的辨析。换句话说，越是在社会快速变化发展之时，越是需要理论研究的探索性与前沿性。论、史、法三位一体共同发展之时，正是编辑出版学兴旺发达之日。这也是将学理性作为评价优秀学术论文重要标准的坚守与归宿。二、从方法角度而言，学科交叉开阔了编辑出版学研究视野，拓展了领域，挖掘了深度。获奖论文涉及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化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将它们与编辑出版学有机结合，既是媒介融合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的结果，也是研究者跨学科方法手段上的借鉴与创新。三、从文章组织文字表达而言，研究者理智与情感结合产生的火花，渴望解决现实出版问题的社会责任感与冷静客观的态度、有序把握的节奏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使之成为优秀论文的代表。其中既有包容开放的现代编辑意识，也有独立思考的出版人反思，揭示学科旺盛生命力的同时，也展示了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的魅力。
停笔掩卷之时，不由得又想起这次评审活动。首批获奖者中有教授、副教授，也有讲师，中、青年学者居多。不唯资历，质量取胜的原则更加展示了评审的公正、公平与公开。鼓励更多的青年学者潜心学术，刻苦钻研，这不正是研究会此次优秀论文评选、推崇的初衷吗？
本文作者吴平，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
原文发表于《现代出版》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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