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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网刊2007年第1期
 
体育文化的引进与吸收

2007/6/19 10:03:28 浏览次数 3040  

胡小明

    20世纪初,由严复、康有为等发端,一批接受了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学者、早期海归派,对体育能够改善民族体质的效果达成共识,从事了引进体育科学知识方面的艰巨工作。有的偏重于教育中体育地位的倡导,如蔡元培、陶行知;有的热衷于西方竞技文化的宣扬,如郝更生、董守义。而以王学政、方万邦、吴蕴瑞、袁敦礼为代表的院校派学者,编写了一批含有现代体育管理知识的专著与教材。这些以“体育概论”、“体育原理”、“体育学”为名的书籍,内容多是以体育的教学为主体,涉及到多种生物学科和社会学科。于是,军国民主义思潮影响的体育形式,披上崇尚科学的外衣,在一个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古老大国被广泛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如何搞体育。当时由苏联专家传授的“体育理论”,是以凯洛夫和克鲁普斯卡娅的准备性教育思想衍生出来革命理论。引进苏联模式后,在相当封闭的状态下,基本停留在应付教学的狭窄领域和层面,未能有效地联系实际实践,发展十分缓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30多年。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在改革开放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体育理论仍然谈不上有效地指导实践。所谓“理论”,仅仅是对领导讲话中标语口号的诠释,或如何服务于政治、经济的经验总结。直到80年代初期的中国体育,还是前苏联战备文化、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文化、计划经济时代保留的集权文化的合成物,是为阶级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体育,还没有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
    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体育文化体系的巨大变革。在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的复杂过程中,价值观念改变、角色转换、结构冲突、体制摩擦、多重利益矛盾等交织在一起,给体育理论和管理体制提出诸多新问题。大量的人文与社会学科被引进体育领域,形成了许多新的学科,如体育哲学、体育法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社会学、体育人才学等。这两方面的工作分别是由原体育理论工作者和体育院校中的马列主义教师转行开创的。80年代中期,在课程意义上的“体育理论”彻底解体,分化为一门一门的学科。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渗透到体育中,形成应用型的分支,有力促进了体育新兴学科的建设,形成了庞大的学科群,为90年代体育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体育,开始体味到自己文化角色的重要。
    一般认为,文化有器物、制度、观念这三个层面。中国的体育文化,一直停留在全盘接受西方体育文化的器物层面,对制度仅在近年部分接受,对观念则完全排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迅速完成了器物层面与国际的接轨,正在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而观念层面的障碍,则仍然是中国体育进步的最深层面的阻力。这本内容来自西方的体育管理学课程,几乎完全来自西方的制度文化,可以说比晚清的“中体西用”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如果不改变观念,就不可能学好属于制度层面的管理学知识。
    改革开放20多年了,我们把先进的场地器材的拿来就可以用,技术战术也能弄明白;所谓“举国体制”也在逐渐吸收西方的管理经验;然而,一旦涉及到观念层面,就感到费解和潜意识的抵制,比如奥林匹克思想、体育权利、游戏宗旨、生命乐趣、运动家风度等,这些都是由于我们缺乏对西方体育人文内涵的普世性原则的认同。
    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价值观念,起步于文艺复兴时代,与至今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基本一致,一脉相传,不存在人的观念冲突。中国的现代化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起步,价值观念、心理素质、公众意识等都存在着难以适应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从器物层面来接受西方体育,再加上一点制度层面的东西,而拒绝人文观念的进入,那仍然未能摆脱晚清“洋务派”的俗套。
体育活动反映人类对自身生物性漫长衰变的抗争,对过去强悍体力的怀念。人们崇尚自然健美的身体,它涉及人的本质、健康、意志、善良和爱,这些是无法在器物层面用高科技量化研究的,如果观念不正确,也很难通过制度解决问题。中国体育在观念层面上,很需要重构。体育缺乏长远发展的文化观念,自身价值和本体目标就仍然是模糊的。中国体育的困扰,是缺乏主体文化观念的问题——因为西方体育传人时,我们只接受了它当时符合中国政治需求的具像部分,近年又转向仅仅想满足经济的需求,使它长期脱离自己的文化本位,被当作工具使用,没有可以自己行走的腿。它既缺乏东方文明中养生观念的传承,也缺乏西方文明中人文观念的滋养。等于一个人缺了两条腿。中国体育需要这两条腿的支撑。亡羊补牢,找回自己的腿,真正在观念上扩大对外开放,才能更完整地接受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体育文明。在“更高、更快、更强”的西方传统观念与人类未来生存伦理发生冲突的后现代,体现东方智慧的健康休闲观念应该回到中国体育,返朴归真,引领世界新潮。
    经历了多年阶级斗争的风雨,我们逐渐学会关心自然、关心社会和人本身。中国体育在这个过程中,显得滞后。传统的体育理论,赋予了体育不断增多的社会功能。但是,体育以人为本的基本性质却一直没有被放到主要的位置。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要倡导人文精神,寻求理想,使中国体育走上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正常轨道。
    21世纪的体育,正在从政治旋涡回归到文化领域,走向阶段性以群体利益为重、长远关注个体和人类整体发展的立体层次,充分满足全人类各方面的、深层次的需要。未来的中国体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最基本的原则将得到真正的体现。

作者简介:胡小明,男,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年6月生,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人,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国家体育总局学术带头人。
(1) 1952年出生于四川涪陵,土家族,1968年下乡;
(2) 1972年参加工作,成都市电信局载波室任机务员;
(3) 1983年7月毕业于成都体育学院,并任学院学报副主编;
(4) 1987年评为副教授,1988年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至今已招生二十届。
(5) 1993年评为教授,1996年成为四川省体育学学术带头人,1997年成为国家体委学术带头人。
(6) 1998年调入华南师范大学,2000年成为体育科学学院分管科研的副院长。
(7) 2001年经专家通讯评议和投票选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现已招生七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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