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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网刊2007年第2期
 
欲望笼罩下的全运会

2007/7/12 10:33:49 浏览次数 3058  

谢松林 李薇,
广东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摘要:采用中西文化对比等研究方法对中国全运会失控现象进行分析得出:在古代,中国采取人治的方法对人欲进行管理,而西方采取法制;在西学东渐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治”的欲望管理机制渐渐淡出,而适合于市场经济的“法治”机制又不够健全,使社会运行一度不稳定;中国全运会遵循举国体制,脱身市场经济,法治管理的力量更是软弱,欲望管理机制出现缺席的局面,致使全运会的混乱程度逐年上升。建议:在社会转型期,中国政府应该采取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机制对全运会实行管理,辅助的采取宏观调控,平稳的过渡后可以加强道德伦理的管理力度。
关键词:人欲;人治;法治;中国;转型期;全运会

1. 欲满则溢,欲缺则损
    欲求是一种主观的趋向,是行为的动力,是一切生命体的基本生理功能。欲求的产生以需要为前提,需要是客观存在于生命体之中的一种缺失状态,这种缺失状态直接引发需要,需要外化为欲求。除了人以外,生物界其它生物都严格的遵循神圣的法则——一切欲求指向自身的生存和种族的延续,所有行为都为了并且只是为了满足生命和繁殖的需要,然而人的欲求是螺旋上升的,是一个无尽增长的过程,因而也就被称之为欲望。
    欲望对于人和社会来说是必要的,且不说基本的生理欲求。中国古代孔与孟都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朱熹也认为,“富寿康宁,人之所欲,死亡贫苦,人之所恶”,  “欲富贵,恶贫贱,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尝不同”。 可见,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向是人们认可的。儒家、理学家既不否定追求富贵,自然不会否定富贵生活与享受。孔子自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对饮食是相当讲究的。孔子还认为,“在清平之世,人们有可能经由正道,通过努力取得富贵却未能取得,依然贫贱,这是可羞耻的”。 很明显,他不主张人们以仅能获得最基本的需求勉强维持生命为满足。朱熹在日常生活中也不主张不求美味,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他认为“‘人如无欲,则不可得用’,他还说到了人的欲望的必然性,认为人都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
    人欲本身是合理的,但过度的欲望却不合理,这里存在一个‘度’的问题。荀子 说过,“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不能无求;求而无度是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 荀子也肯定欲望本身,但又把欲望进行了区分:度内和度外。度外的欲望也就是不现实的,是过分的欲求,而过分的欲求会造成社会混乱的结果,因而就产生了礼义。礼义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社会规范,兼有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的作用。
    其实在到底什么度上的人欲才合理和人欲的超前性究竟是好还是坏等问题上一直没有定论。基督教以‘禁欲’为宗旨,朱熹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而黑格尔却对欲望有另一番评价。恩格斯 曾经说到,“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尊崇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产生对立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的杠杆”。同时恩格斯 自己也对欲望有相似的评价,他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到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还是财富——不是社会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个人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绝对意义的目的”。
    可见,欲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适当的欲望是必要的。但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谁认为人欲是可以无限制发展的,现实社会中的人欲总要合乎时代,合乎社会环境,这就涉及到了怎样管理欲望的问题。

2. 中西方不同的欲望管理模式
    “没有欲望,人就不能成之为人,更不可能有今天的人类文明。但是欲望如果不合理,实现欲望的方法不恰当,人也可能变成禽兽、魔鬼。” 黑格尔说欲望和占有物,是构成市民社会的三个因素之二,第三个因素是处理公共事物的合作体系。合作体系就是欲望管理的问题。在怎样管理好人们的欲望,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上,古代的中国和西方走了很不一样的道路。
2.1 中国古代以礼教化天下。
    中国古代盛行德政,除了秦以外,法家的发展一直处于低落的态势。“为政以德”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导向,其基本内容和要求可概括为二:第一、应把道德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手段和最高政治规范。在儒家看来,德、法都是调节社会和管理人欲的手段,而其中道德是第一位的,是最高要的,法只能是道德的辅助;第二、应把道德引导和教化作为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就是强调道德引导和教化在政治实践过程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主导地 位和作用。在春秋战国甚至还出现了“春秋罢狱”,可见古代中国曾经是何等的重礼轻法。
    从文化传统上看,中国古代社会提倡“无为”、“寡欲”;轻个人、重社会;并以“出世”的思想对老百姓进行教化。这种“礼”文化在历史上对人欲的管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造就了亿万勤恳、忠实、朴实的中国百姓。儒家学派和法家学派是促进这种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一、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息讼”、“无讼”观念根深蒂固。对于老百姓来说,法律是很神圣的,也是很可怕的,所以中国有句格言:宁死也不报官。有关资料显示,在古代中国,90%以上的民事纠纷都是不通过衙门的。在儒家看来,法律的主要作用是辅助礼教之不足。西汉的贾谊则提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己然之后”; 在审判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主张以犯罪动机为主要依据,而不重视罪犯造成的结果。儒家以修身立德为人生之大义,重视内省性的道德,轻视外铄性的法律。二、受法家重刑主义影响,民众畏法、避法,法律虚无主义流行。所以,社会上基本上不需要专门的律师、法官等法律职业人士。专门为人诉讼者通常被称之为“讼棍”,要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法律的制裁。
    方法论是中国古代行政思想中最苍白的部分。中国古代行政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特点是:重综合,轻分析;无定量的研究;方法论本身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另外,在理论形态上,中国古代行政思想基本是散见于各种学说和论著之中,行政研究未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领域和系统的知识领域。因而行政思想缺乏系统的科学形态。
    政治上、文化上、方法论上的这些特点造就了古中国2000多年的人治,以“礼”为基准,法成了道德的辅助。
2.2 西方的法治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是造成欲望管理机制不同的根本原因。首先,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控制目标是追求社会稳定,不重视社会发展,稳定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所以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内容就成了纯粹的道德典籍--四书五经;古代西方的政治比较动乱,统治阶级更追求发展,因为只有发展才能强盛。在这样的环境里,道德跟不上发展的步伐,只能制定与时俱进的法制才能保证社会和谐的发展;其次,西方是重个人的社会,中国是中集体的社会。西方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经济、利益的关系。因而,他们认为人自身与其它生产资料之间无本质的不同。在这种物本观的指导下,西方行政思想非常注重管理人的专业分工及职能的科学配置,以效率为中心,强调通过激励、约束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及组织设计来实现对人的控制和人与物的协调,以此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管理目标的实现;再次,以人本观为基础的中国古代行政思想在管理中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在管理中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它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思想。相反,以物本观为指导的西方近代行政思想,强调的是逻辑主义原则,重视规则和秩序,是一种“法治”的管理思想。
人治与法治的根木区别在于人治是以直觉去体会抽象,法治则用理智去揭示具体。首先是如何看待利益主体;其次,是如何看待管理关系的问题。人治思想把管理关系视为直接的伦理关系,法治思想则把管理关系抽象为一种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而,在管理手段上,人治思想强调经验管理,突出了管理的权变性。在管理方式上,重视教化的作用,通过教化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实现对人的改造。法治思想在管理手段上,则重视科学管理,突出了管理的原则性,在管理方式上,重视通过规章制度来实现对人的行为的控制。
3.中国社会转型与欲望管理机制的断裂
    西学东渐到西学东涌。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的观念、制度文化洪流席卷了中国的“礼”文化,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块文化的净土,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
    由于在与西方接轨的时候,只注重了西方的技术与金钱,而没有重视引进技术与金钱的管理方法,导致了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不和谐,其中道德沦丧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道德沦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1、在主张个人本位,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下,获得最大利益才是真理,伦理、道德都只能服从于利益。市场经济由于它本身具有功利性、竞争性和盲目性,会把失去理智的人们引进冷酷无情的金钱战场,反映到道德观念上就是人格的不重要和善恶标准的黑白颠倒。“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货币的驱使下,一些人把忠贞变成背叛,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恶行变成德行。这是当前拜金主义狂潮泛起的客观诱因,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2、中国是一个宗法国家。在宗法社会里,人们都离土不离乡,周围都是熟悉的人,脑海里也只有家和族的概念。这样的社会培养的伦理道德是一种私德。私德的中心是家、族,只要是对家族有利的行为就是德,不管这种行为对社会有没有贡献。进入市场经济后,人们是离土又离乡,家族的概念逐渐淡化,身边的也不再是固定的、亲密的人,而是各种各样的陌生人。按照中国传统的私德行为模式,人们很难处理好公共事件,因为他们没有公德的观念。公德的缺失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使得长久以来的“礼”文化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每一个社会在转型期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中国也不例外。当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礼’文化退出后,西方的法制文化没有及时的填充空缺,人欲的管理机制就出现了断裂。事实上,中国自上而下都是缺乏法律规范和意识的社会,不但统治阶级不重视法制,百姓也没有法律的意识,整个社会就缺少“法”这一条根,这就更客观的决定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不稳定。

4.欲望管理失力,全运会变脸
    中国全运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变得越来越举步维艰。在整个社会形态已经转变了的情况下,中国的竞技体育体制却仍然走的是计划经济那一套,造成了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物质文化之间的不和谐。计划经济的管理以人治为主,在充满利益引诱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不但人治赖以展开的道德失去了效力,而且实施人治的人也迷失了自己。这种环境下的人治已经失去了精神和物资的支撑,也不可能管理好中国全运会。中国的全运会注定要经过一段坎坷,而这种结果的最终原因就是欲望管理的失力。
4.1 全运会中的利义之争
    市场是功利的,是利益至上的,在市场经济下,人都是欲望的奴隶,道德的退位是必然的结果。道德伦理还有一定的滞后性和局限性,在社会转型期不能起到有效管理全运会的作用:1、在清贫的前市场经济社会时期,社会发展的很缓慢慢,道德的滞后性问题没有显现出来,维持了社会的稳定。而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之快,以至于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也比不上20世纪一百年的时间。在这样的经济快速发展、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道德标准的滞后性,其效力的缺乏强制性和即时性尽显,已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由于金钱的冲击,中国相对纯朴的道德伦理体系溃退了。2、道德虽然有一定的连带性,但对于一些新兴的、具体的领域还是不能以一代全,不能及时囊括新的内容。竞技体育的相关道德标准在中国古代道德伦理中没有照抄的摹本,这也势必让道德的管理方法难以在全运会中有效的实施。在道德整的环境败坏的情况下,全运会这一本来就官性比较足,市场性很弱的社会现象就更成了欲望管理的空位。
4.2 制度法规空缺
    中国现在的全运会是置身于市场大环境之下的,政府却仍然把它当作一个事业来办,不遵循市场的规律和准则,二者之间存在着冲突。
    西方市场经济是允许抓住一切市场法规的漏洞获得利益的,它只要求人们在法规范围内活动就行了。因而西方的法制体系致力于防止一切漏洞,是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是一种外在的,硬性的规则,不像道德伦理那样是一个经由长期孕育才形成的,可以紧接着问题的出现而出现,灵活性比较强。所以在市场经济下,法律才能管理好人类的欲望,才是社会的有力保障。中国在1995年以前一直没有体育法,95年颁布的《体育法》也很不完善,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物。其用得最多的是“应该”,没有多大实质性的意义,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存在很大的缺陷。“中国体育系统的法律体制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没有能有效行使行业管理职能的体育政策体系,致使监督无据,处罚无凭;二、肩负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事业单位的授权不清,职能界定不准,致使职能行使的难以实施或实施混乱。这导致在处理问题时过多地依靠以往实践中约定成俗的惯例或所谓的“经验”来解决问题,含人治因素太多,不确定的成分也就多”。 这种‘隐性’的法律是没有约束力的,按理来说,这样的法律本来就不应该出台,因为它立了等于没有立。然而,任何一个社会现象,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现象的顺利进行都不能离开法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育强国来说,没有一部完整的体育法是不应该的。
4.3 全运会中的欲望冲突。
    全运会是国家举国体制的产物,是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它的初衷是举全国之力去争取民族精神粮食,是以超强整合型的政治制度为基础的。整合型政治最基本的特点是管理的高度统一,上下的高度一致。但现在的全运会已经不是当时的全运会了,是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运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强整合型的社会已经慢慢的转变成了分化的社会,局部和区域已经从全体型社会中孕育而出。这种体制保障每一个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受侵犯,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跌落到了局部利益和私有利益之下;政治性的道德伦理已经不能再有效的管理市场经济结构下人的欲望。因此,在单位与单位之间是各个省、直辖市领导人权力与利益的争夺;在单位内部也充满了运动员、教练员、领导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这就是欲望的冲突。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则,国家政府只执行调控和管理的工作,应该把尽量多的企事业单位都转让给个人或民间团体。假如真正这样做的话,那么社会中的腐败现象就会得到有效的解决了,全运会之中的欲望冲突也不会碰出如此多的火花。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竞技体育在世界的崛起,政府和社会越来越重视竞技体育,投入竞技体育的资本越来越多,整个竞技体育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尽管整个竞技体育系统整的来说还并不宽裕,但与举国体制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提高,尤其是处于系统象牙塔里面的人更是如此。金钱的直接插足自然会闪花人的眼睛,而站在这些金钱面前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体育政府人员等,也难免会思量着正当或不正当的抓一把放进腰包里。不过由于不正当的太多了,就算可以正当的或本不想不正当的人也就变得不正当起来。使用兴奋剂、比奖牌数量、举办全运会投入资金的攀比、黑哨、假摔等一系列不良现象,都是想不正当的多分一杯羹的结果。谁叫他们面对的是政府和社会的钱呢,要知道中国可不像西方,在中国没有“公”的概念,只要是公家的,谁都可以割一块,据为己有。这也势必导致“你想要,我也想要,你想要的多,我想要的更多”的矛盾冲突。由于这些矛盾冲突没有健康地制度进行调解,最后解决的结果就难免不正义了。欲望是人的本性,因而欲望的冲突也是自古以来就存在,我们一般把它叫作竞争或利益分配。但人与人之间不只是竞争,还有合作和协定,只有当竞争是在一定的协定的基础上进行时,才是健康的,同时只有当竞争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时,利益才是最大的。缺乏欲望管理机制的全运会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势利角斗场,其中的竞争是不健康地,而吃亏的总是弱者,是广大人民。这样,本来为奥运而立的全运会从民族主义的高度跌落到了区域主义的层面,又从区域主义又降到了团队、个人主义的层面,各种各样的丑闻穷出不穷,大大的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却塞满了个人和团体的腰包。
    欲满则溢,欲缺则损,因而欲望本身无可厚非。问题是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相比缺少一种意识,一种在公平之下追求欲望的竞争意识。这是让西方国家和商人很头痛,也让中国人自己头痛的脑瘤。以公正、公平为最基本原则的竞技运动到中国变成了经过在桌子上的谈判后,再到运动场上重演一次的戏剧。尽管舞台下的观众怨声载道,还是难以改变一个骨子里本来就没有公正意识的古老文明。
    综上所述,中国全运会是一个没有跟上社会发展脚步的,迷失在社会转型期的孤儿。它的成长缺乏宗法的呵护,没有法制的支持,身体里充满人欲的暴力冲突。它的成长不可能是健康的,只能是畸形的。

5.对欲望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
    社会文明的支柱是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依靠两种力量:一种是内源性管理的道德力量,另一种是外约性管理的行政和司法力量。道德管理和法律管理虽然是不同的管理模式,却有着血的联系。历史上没有纯粹的道德管理机制,也没有纯粹的法规管理模式,只有当道德和法规结合在一起时才能真正的达到管理社会欲望的效果。但社会的发展告诉我们,金钱社会时代的道德伦理只能是法制的附属,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主要是依靠法制的力量。中国现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基本上已经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整个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动荡的时期不适宜用道德人伦来主控社会欲望,而应该用强力的、硬性的法规。只有用法规才能有效的保障转型期社会的稳定。当社会重新回到稳定时,新的道德体系才能重建。但中国未来的道德伦理体系不应该只是私德伦理,而应该是公德伦理。在当今经济背景下的全运会也就应该适应全局的要求,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跟上社会观念的步伐。只有这样全运会才能得到生命力,而不是为市场所抛弃。但全运会又是一个社会公共事业,在现阶段还有重大的民族精神价值,不能脱离国家的控制。在这一点上,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形式加大对全运会的导向,采取市场与政府两头调控的模式对全运会进行管理,而不应该是全盘的观照。
    管理是人对人的管理,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管理。因而政府要想管理好全运会,对全运会实行改革,必须是从上而下的改革。全运会的现状是反对改革的,改革牵涉到很多层面,很多人的利益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牵涉到国家的利益问题。为了国家的利益,上层领导人应该大刀阔斧,为全运会的美好明天劈开一条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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