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鹏
摘要：2013年6月15日在合肥，中国足球队以1:5完败于泰国（青年）队，激起公愤。有媒体说，应该称之为：“六.一五惨案”！这是如何造成的？是偶然的失误，还是中国足球虚弱本质的鲜明暴露呢？
关键词： 足球 苏联体育理论 一元训练理论
2013年6月15日在合肥，中国足球队以1:5完败于泰国（青年）队，激起公愤。有媒体说，应该称之为：“六.一五惨案”！这是如何造成的？是偶然的失误，还是中国足球虚弱本质的鲜明暴露呢？
随后出现了种种“阴谋论”说法，但都于事无据。实际上，这场比赛相当程度地反映了双方真实的实力对比。中国足球队的实力，原来就是“国王的新衣”；通过这场比赛，给明显地“秤量”出来了。那末，中国足球的实力，为什么竟堕落到了如此的地步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一、球艺低下
卡马乔说，中国队没有核心球员。也就是说，没有“球艺”够得上核心地位的球员。也就是说，中国足球队的“球艺”普遍低下，即使想寻找个别的拔尖高手，也找不到了；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中国足协对这个论点并未给予驳斥，看起来是默认了。
足球其实是高技术活。中国女排常常苦于一攻（一传）不佳。其实，排球一攻（一传）是用最灵活的肢体——手，来实施操作的，尚且苦于不能“得心应手”；而足球，是用非常笨拙的肢体——脚，来实施操作的，世界上的优秀选手，竟然就能够做到“得心应脚”，指哪打哪。这是“高技术水平”的极佳表现，因而能够吸引巨万观众，癫狂捧场！若非先天条件优越，后天又甩上一、二十年，狠下功夫苦练，如何能够做得到？
“高技术活”隐藏在“腿脚功夫”后边，到了中国足协的眼里，反而变成了“死拼体能”的“体力粗活”。“缘木求鱼”，能不失落到“豁边”吗！既然“豁边”了，就应该醒醒！
足球比赛比的就是“球艺”。“球艺”不如人，能不输么？让我们看看球场上：中国队进攻，传不了几下，就给对方给截走了。（传不准、接不到，没有诱骗对方作出错误反应的默契配合，形不成穿透对方防守阵势的有效的进攻路线。）泰国队进攻，短传接应舒畅，能够连贯运行，默契配合超越中国队的防守；组织起来的阵势，形成活跃的路线，能够引诱中国队张开缺口，便于泰队顺势将球攻进。5个进球中，没有一个是拖泥带水，极其勉强，单纯靠运气进球的。技不如人，能不败北么？（中国队仅靠点球得了1分。）
中国足球队的“球艺”如此低下，是由于中国足协不把它当回事。本来“球艺”是首要目标，却被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上。没有要求，没有设计，没有艰巨训练的保证，没有评估，没有检验，没有“史录”，没有奖惩；随便流水冲刷漂浮，任它到“无何有之乡”游荡罢。
二“体力足球”的彻底破产
对于足球建设，中国足协自有他自己的主打目标。这就是：“体力足球”。迫于形势，近年来虽然不那末高喊了；而内在的中心思想，却并未改变。始终在坚持“体能测试”，这就是明确的证据。（有要求，有设计，有标准，有训练安排，有检验考核，有留队或开除的生死奖惩威胁，等等。）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原苏联体育理论认为，一切运动项目有两个“元因素”，即“体能”和“技术”。“体能”尤其是最根本的“元因素”；“技术”必须建立在“体能”的基础之上。中国足协，就是牢牢地宗奉着这个理论。认为只要抓住“体能”，就抓住了根本！
但是，半世纪来世界足球训练实践的实际面貌，已经根本改观了。比赛全年化，训练也全年“专项化”了。“体能训练”在一年中减退到三、四个星期，已经微不足道了；而且内容也越来越顺应于专项的需要，成为技术训练的辅助了。也就是说，足球的技术训练越来越成为突出的主体，而体能训练则配合、附丽于技术，两者越来越融合“一体化”了。中国足协对此，视若无睹。
中国的足球训练，坚持体能、技术“二元”。技术训练内容的高低且不谈，光看训练时间投入，就大幅度地低于人家，以技术为主的“球艺”水平，能够不相应地落后一截么？
而且体能和技术原本是“一体”。脱离技术的“体能”训练，就起到了干扰技术训练的作用，（挤进卧室、抢占卧榻，）进一步迫降“球艺”的水平；脱离技术的“体能”训练，同时又妨碍真正“足球体能”的成长（李鬼冒充，挤走李逵），连带促使足球场上的“实际体能”水平，再低人一头。“赔了夫人又折兵”，运动员们遭受这样双重的打击，在比赛中还能不失败么？
三、清一色选拔高大身材
中国足协认为高大身材，既可以篱笆般地密集防守，又可高人一头地头球攻门，大块头又经得起球场上的碰撞挤压。拥有高大身材，便是优势在握。
日韩世界杯，中国队平均身高1.83米，高踞世界第三位。可是未胜一场，未进一球，优势到哪里去了？“六.一五惨案”中，中国队身材普遍高出于泰国队；然而，既挡不住泰国队的快速反击，也挡不住泰国队的阵地进攻。就好像王莾军队中的“巨无霸”，能唬人、不能作战。
“球艺”的核心，就在于“人球结合”。（人到球到，指哪打哪，……等等。）球是由规则确定的，人是可选择的。在这样的前提下，由于物理学的相关原理，人体身材的优选，确实是有范围的。这个物理学的“规律”，在足球史中，便显现出来了。英国和捷克，前些年都曾经着意培养出2米左右的高大足球选手，并努力送进球场。但是，都没有能够成为世界名手；这同姚明在中国和美国篮球史上的显赫地位，无法比拟。这种情况，是由物理学客观地决定的。物理学能够区别足球和篮球。查查足球史，很方便地可以查到：贝利、马拉多纳、梅西……等等大批光辉的、王位的球员，身高几乎全都在一米七上下。这就是物理学规律的显现。对于中国足协的选拔标准来说，他们都是“不及格”的。究竟是世界足球史可靠呢，还是中国足协的选拔标准可靠呢？
四、白白浪费“儿童期”这个关键
苏联体育理论认为：个体一生的运动能力发展，应分成两大阶段：童少年时期，应该运用“全面身体素质训练”打基础；青年期起，才可以开始搞专项。
其实，人体是在“体内矛盾统一”、“机体与环境矛盾统一”，这双重的矛盾统一运动中成长的。以基因和神经体液构成的实体信息系统，是人体这个复杂适应系统的核心，也是运动能力的核心。无论是大脑皮层内部的神经回路结构、还是基因的表观修饰，从而机体的全部资质，都是在生命史中发育发展的，都存在先天、后天双重作用；而儿童期是后天作用中的关键期。
个体的身心发展，从核心到外周；也就是说，无论从基因、大脑皮层这个核心，还是到肌肉、骨骼等等机体外周；全部肌体资质的发育、发展，都存在先天、后天双重作用。对于后天来说，“儿童期”是关键期。原苏联之两大阶段论，导致发展史的“失序”；这是歪曲的、错置的。
从根本上说，专项极其需要从儿童练起。这是“得序”之根源和关键。足球，由于其“高技术活”的本性，尤其应该如此。全世界的足球强国，无一不是从儿童练起的。
可是，中国足协仍然宗奉苏联理论。在其足球观念中，就漏掉了“儿童足球训练”这个本原的“第一招”。《参考消息》6月26日第9版，引用埃菲社北京报道，在《卡马乔“东方冒险”美梦变噩梦》一文中说：（中国）“甚至很多专业球员都是岁数很大以后才开始接触足球的”。连媒体都已经感觉到的这个显著特点，中国足协却麻木无感！在世界足球史中记为笑料。
现代奥运百年来，普遍开展的项目中所涌现的顶尖运动员，基本上已经全部属于先天条件优越，后天训练“得序”者。若后天采用“失序”方法而谋求超越，已是不可能了。就像儿童期缺失科学知识启蒙的工农速中，可以培养出大量社会能人，但不可能培养出科学巨星。中国足协抛弃“儿童足球训练”，就像清朝容宏带领的以四书五经为基础的留美学生，能够培养出詹天佑这样的工程师，就已经属于了不起的成就了，怎么可能一步登天地出现获取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呢？
把足球青年死死按捺在“工农速中”式的框架中，技术水平不跌入“亚洲三流”，这可能吗？今天中国足球水平的如此落后，不就是由中国足协，一手“硬坑”而搞成的吗？
五、拒绝内生型技术发展路线
“动作技术”是在人体与环境的互动中，自然地产生的。例如，现代足、篮球运动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实战技术，就是自然地产生出来的。
如果根据有的专家的主观臆断，运用所谓“基本功”，有层次地、“递阶式”地进行教学，可能会产生出成套的“人为技术”。我曾经看到过中国一支杰出的篮球队，对青少年学生进行辅导时，由一位“基本功”特别出色的运动员，进行示范表演；然而，这位运动员在实际比赛中，却是不上场的。（如果上场，便会招致比赛的损失。）对于“人为技术”与“实战技术”的“榫卯扞格”，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近百年来，足球在欧洲非常热门。职业足球队的数量非常多，联赛非常热闹，全年密集开展，在世界上非常突出。但是，在欧洲的足球队伍中，巴西、阿根廷等南美运动员所占的比重，却很突出。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南美运动员“技术杰出”。巴西等南美国家，儿童群众经常自发地进行足球赛、或竞赛性足球游戏；复杂、实用、精巧的足球技术，就在儿童群体中，“内生性”地产生、发展出来了。贝利、马拉多纳、罗马里奥、罗纳尔多、小罗、梅西……等等技术顶尖的运动员，层出不穷。而欧洲本地，虽然出现众多果敢、顽强的运动员，却少有技术拔尖到最高层次的运动员出现。究其原因，就在于“儿童群众性足球赛或足球游戏”不如南美盛行，而是盛行着“递阶式”的足球教学。
中国足球，上面越来越重视，而水平越来越下滑。从上纪二十年代的东亚魁首，到二十一世纪初，一直滑到亚洲三流。这是为什么？问题就出在足管中心的业务对策上。不仅忽视儿童；而且无视“内生型技术发展路线”。（他们不重视民间的科学研究，从而不知道“内生型技术发展路线”是怎么一回事；不懂得它与“递阶式技术教学路线”的本质区别。）相反，作为中国足协的“业务对策高招”，我们看到了甩出成亿元年薪引进“过气”的名手，……等等的做法。
六、怎样培养高明的球场意识
棋类比赛是纯比“战术”的。棋手的水平，奠基于“战术意识和修养”。“战术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走棋“落子”之前，允许较长时间的思考。是否“思考”中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这才是“下棋”之“战术意识”的“唯一来源”呢？
（美）司马贺（Herbert A. Simon）在他所著：《人工科学》一书中，引用了A.德格鲁特（Adriaan D.de Groot）关于国际象棋所做的一个著名实验：把从实际比赛中取来的棋局（多至24个棋子），在受试者面前放置大约5秒钟，然后撤去棋局，要求受试者将它重布出来。特级大师几乎可以毫无差错地重布出来，而不会下棋的人简直不能把任何一个棋子的位置放对。但惊人的是，若把棋子乱摆的棋盘（也是24个棋子）拿出来给观看，那末，特级大师的重布能力与不会下棋者的重布能力，就一样地糟糕。
从中可以看到：对棋局的观察和记忆能力，是特级大师的专长。特级大师下过无数盘棋，读过非常多的棋谱，对棋局及其走向的评判和记忆，十分丰富。这是他的棋艺（战术意识修养）的基础。大师的棋艺并非简单地直接来自于“聪明才智”的思考。缘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没有获得过棋赛的世界冠军，而棋类大师也并不具有博士、院士等头衔。（候逸凡获世界冠军时仅是中学生。）这就明显地表现出：“术业有专攻”。
足球运动员的“球场意识”，指的是球场行为的“聪明程度”（战术策略机敏程度）。这可以比方于棋手的“战术意识修养”（棋走得：聪明、策略、机智）。同样地，足球运动员的“球场意识”，虽然与“聪明才智”具有一定联系，但并非直接由以决定，更与文化水平“不搭界”（不直接关联）。拿处理球来说：球员接球时，处理球的时间极其短促（往往要求瞬间即刻处理），根本来不及运用“聪明才智”，进行分析思考、然后才采取行动。（远没有棋手落子前所允许的思考时间。）足球运动员“球场意识”的主要来源，来自于他的球战经历和所受的战术教育，在脑子中形成的“战术对策储库”。（类似于棋手脑子中形成的“棋局储库”。）一个从儿童起就经历了无数次足球赛（以及竞赛性足球游戏）的优秀巴西球手，自然会积累起、成长起优厚的“球场意识”（战术对策储库）。这样的资源，无可替代。假若“球场意识”欠缺，用“愚笨”来进行指责，是不正确的，没有效果的。只有从小开始，给予丰富、优厚的球赛经历，不断正确地进行战术教育（包括大量精点出要害的赛局评估），这样，才能够积极地优化他的“球场意识”。
“战术对策储库”是每个球员的脑子里客观地存在着的。不过其内容的丰窄、水平的高低，各自极不相同。它是形象性的；它在球场上的实际运用，也是“形象性”的。（在实战进行中经历着的各个瞬间，不断地实现“对策检索”和“行动决策”。）“战术对策储库”的培育、优化，则包括战术理论教育的功劳在内。不过，战术理论教育必须在运动员的脑子中完成“形象性”的转化，才能在实战中顺畅地应用。（如果“东耳朵进、西耳朵出”，运动员不在脑子中进行“形象转化”，是没有多少作用的。）
中国足球队员既缺少巴西同侪那样的从小培育，在服役期间又缺少优质的实战机会，以及缺少相应的战术教育，这是他们“球场意识”低下的根本原因。不从根本上下手，却企图运用“文化水平”、“文化素养”等等词汇来巧行推托，就像中国足球队几十年来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那是根本无效的。
七、在卡压下苦苦挣扎着的“花朵”
《扬子晚报》2013年6月4日A20版报道了生于南京的22岁的武磊。他12岁被徐根宝教练选去上海培养，迄今初步成才。在6月2日上港6:1大胜申鑫这一役，武磊包办了三个进球、两个助攻。在其他的一些球赛中，也表现优秀。武磊令徐根宝教练非常引以自豪！《扬子晚报》夸奖说：“成就了一位中超巨星”。
可以看到，武磊是个宝。他身材矮，只有1.73米；虽然与梅西同高，比马拉多纳还高出5厘米，却够不上中国足协的“选拔标准”！若非徐根宝教练慧眼识宝，又凭藉他的声望和财力进行力争，武磊当然是湮没无闻了。又有谁能知道，这是“巨星苗子”被埋没了呢？
武磊12岁进入徐根宝的足球学校，已经是与“儿童期”擦边而过了。如果武磊能像巴西同侪那样能够从低龄的“儿童期”起就优质地训练起来；能够像巴西同侪那样与优秀的同伙们扎堆、跻身于“内生型技术发展路线”；怎么能够断定，武磊他就不可能成长成世界上的另一个梅西呢？怎么能够断定，中国就没有十个、百个、以至成千个武磊式的苗子呢？
乌拉圭仅有300万人口，地理上也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八十年来，足球水平跻身于世界一流。他们的诀窍是什么？他们从十岁开始就有足球联赛；乌拉圭驻华大使说，小孩子5岁起就踢球。这些，就是他们保障足球成功的“系统工程”。这就是他们的宝贵经验！在中国，一个地级市就可具备相似的条件。建国六十多年，为什么不能布置三、五个市，认真尝试一下呢？
八、僵化还是创新
《人民日报》2013年6月17日刊登柏木钉的文章说：“在很大程度上，创新就是对前辈、对权威的挑战乃至否定。高校院所也好，企业工厂也罢，如果等级森严、一言堂盛行，富有创新活力的年轻人都惟命是从，俯首帖耳，创新火花如何迸发，创新思想如何涌现？” 从本文陈述中可以看出，中国足协以苏联体育理论为依据的几十年僵化做法，这就是以“六.一五惨案”为代表的中国足球衰败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业务领域中的一种根本性失误！这样做，如果不是“外行滴答”，就是有意识地运用“皇帝的新衣”，来邀功、“欺君”。对于国家利益的损害，甚至远在南勇等被判的罪行之上。为求中国足球建设步入以“球艺”为中心的正途，我拼尽全力在1998年自费出版了《为何难圆足球梦？》一书，一次次地寄呈给中国足协的历任领导；除了谢亚龙曾回电：“无能为力”以外，竟未获得一点回音。
我自23岁（1955）起质疑苏联体育理论。在1964年发表文章，指出苏联体育理论中的“全面身体素质体系”是臆设的、客观不存在的、错误的。可是，当即受到我国体坛一报一刊的全国性大批判。而且几十年过去，迄未更正！这使中国体育，蒙受多大的损失？我虽于64－65年被斗争、免职，我与同事们在江苏体操队开创的“专项化”、“从儿童练起”等训练改革，在国家体操队的共同认识下，流行于全国体操界，并传入跳水、蹦床等相关项目，形成新的训练程式。在北京奥运会上，这三项夺得全部24块金牌中的18块（占75％）。我国举重队从保加利亚引进“专项化”训练，也摆脱苏联陈旧理论训练格局的管制，在北京奥运会获得15块金牌中的8块。北京奥运会上，田、游、三大球共有85块金牌，在苏联陈旧理论训练格局的管制下，中国只取得1块。这与上述四个项目的表现，天差地别！从而可知，中国体育的长项与弱项的分野，并非由于被喧嚣着的“人种论”，而是由于“训练格局”！（苏联体育理论在苏联并无“行政约束力”，苏联由于与国际体坛同样实行教练员负责制，同样进入了与时俱进的“训练实践进化运动”，竟得以跳出“陈旧训练”格局的陷阱。）
党性令我继续坚持科学研究。几十年来，除“专项化”、“从儿童练起”外，陆续得到：“体力波”、“适度应激”、“匀速优势”、“‘后蹬是跑的唯一动力’技术原理之纠谬”、“适宜形式儿童篮球”、“复杂技术内生型发展路线”、“训练实践进化运动”……等等科研成果，竟没有一项得到国家体委和体育总局的采纳推广。2003年，我与严政、程志理研究员合作，将历年研究收获，集中原创：《一元训练理论》，在《体育与科学》（南京）发表。这是与国际体坛主流理论截然对立的一整套运动训练基本理论。国家级体育刊物冷漠对待，不予认可，眼看行将湮没。我已耄耋，无奈外投，竟被德国体育联合会的《竞技体育》，于2011年第1期，花5页篇幅全文发表。中国人的创新发现，将获用于中国，还是获用于外国，无法判断！
僵化还是创新，关系到“体育强国”能否实现，关系到“中国梦”的充实发展。希望体育总局，能够认真对待。
本文所有的缺点、错误，恳求批评、指正！
（20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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