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权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体育部  广东 珠海 519085

摘要：基于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基础，对体育实践中身体的差异性、身体的改变、身体资本的转换、身体资本的价值变动及身体资本的传递与控制进行了思考与分析。最后, 对布迪厄社会理论做出反思, 从而对该理论的本土适用性做了一定的探索性研究。
关键词：身体资本;皮埃尔•布迪厄;体育实践

1 前言
    布迪厄被许多学者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法国知识分子之一。他把身体概括为一种身体资本形式，在身体的发展和人的社会位置之间存在相互关联，认为对于身体的管理是获取地位和区隔的核心因素。布迪厄也关注当代社会中作为价值载体的身体，聚焦于高度现代性状况下身体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在分析身体的时候，考察了身体在现代社会中被商品化的多重途径，不仅仅指劳动力买卖中涉及身体，也包含体育实践中的身体成为综合的身体资本形式，具有权力、地位和区隔性符号形式，是积累各类资源不可或缺的要素。身体资本的生产指的是身体以某些特定方式发展，被认为在社会场域中具有价值，而身体资本的转换指的是将工作、休闲等场域中的身体参与转译成不同的资本形式。体育实践中的身体资本一般会被转换成经济资本（货币、物品和服务）、文化资本（比如教育）和社会资本[1]。本文将力求对布迪厄有关身体的分析做出解释和阐述。尽管布迪厄还没有关于社会中身体的完整理论，但进一步发展身体资本的分析，将为我们提供一种探究体育社会学身体理论的有力思路。

2 体育实践中身体的社会差异性
    布迪厄认为身体之所以有社会差异性，是因为三大因素：个体的社会位置、个体惯习的形成、以及品味的发展[2]。社会位置指的是以阶级为基础的物质环境，它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背景框架，并参与了他们的身体发展。所谓惯习就是在社会中构成的认知结构与动机结构系统，为个体提供一些有赖于阶级的预定方式。惯习并不对应于任何一个文化场域或经济场域，而是充当着共存一时的各个场域的结构与个体行动结构之间的中介。身体本身也进入了惯习的生产，既形塑社会场域的结构，也被后者所形塑。身体的形成也需要通过品味的培养，所谓品味指的是一些实际根植于物质约束的生活方式，但个体把这些过程挪用为自愿选择和偏好。它体现于身体，并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其身体的取向。布迪厄把品味界定为一种转变成自然的阶级文化，体现于身体，它是已经被融合的分类原则，主导着一切融合形式，选择并调整身体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吸收、消化并同化的一切东西[2]。品味可看作是一种阶级关系的符号维度的表达，例如上层阶级的人士偏好高尔夫、曲棍球、拳击还是橄榄球并不重要，而是他们的偏好表达了对其他阶级偏好的象征性区分。其思想是我们消费的不是产品而是伴随着建立社会区分意图的符号。
    布迪厄把文化置于理解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认为体育实践也和诸如听音乐、阅读、家庭装饰和衣着一样，是一种文化实践[3]。文化实践表明了“对世界的一种视野和分类”，并且承担了特定的符号价值。布迪厄向人们指出，不同的体育实践是构成文化实践的一部分。布迪厄运用了“空间”这一术语来描述社会是因为：空间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理解社会世界的一种关系的原则•••••个体和群体通过“区分”来存在和维持，也就是说，他们在一个关系空间中占据相关的位置。这个关系空间虽然看不到，也总是很难经验地表现出来，但它是个体和群体行为中最真实的存在和真实的原则。
    布迪厄考虑到了差别化的身体倾向性和期望从体育实践中获得的收益——前者即为他提出的“作为手段的身体”和“作为目的本身的身体”[1]后者即为他所言的“真实的收益”（是阶层惯习所需要的、体育能够赋予的身体塑造、个性培养等功能)和“想象的收益”(也是阶层群体所需要的，这是一种信仰状态，源于他们期望从体育实践中获得社会收益，即体育实践所能提供的那种区隔化的、分配的意义，而这种分配的意义是体育运动从其分布于社会阶层中的行动者身上获得的)。体育实践提供了塑造身体的可能性，表达了“为他人而在的身体”，即社会关系的身体结合，也是个人想要展示他自身伦理道德或社会价值印象的表现形式。由此，“刻在身体上的自然秩序”的差别上升到“具有重要区分意义的符号秩序”[4]既然他们是在相互关系中按照社会分类的方案被感知，可分类的身体形态就成为了社会结构中不同地位的符号表达，有关身体形态的品味判断由此被合法化和贬低，最终自然化为社会差别的手段。
    例如，流行于19世纪英国贵族中的拳击运动，是英国绅士的必要技能之一。到了19世纪晚期，精英私立学校将拳击运动普及到下层阶层，以此来锻造品格，学习自控。进入20世纪，拳击运动在下层阶层越来越普及，而在社会的上层阶级却逐渐乏人问津。在美国有规律地参加体育锻炼者多为中、上层人士,而出身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人通常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进行定期锻炼[5]。总之，社会阶级影响了人们以哪些方式在体育实践中发展自己的身体，也影响了赋予特定身体形式的符号价值，即布迪厄所认为的身体资本的生产。布迪厄主张社会阶级会发展出可明确识别的与其身体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各自的身体资本。

3 惯习：改变身体的中介结构
    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中是通过惯习这个动态的中介——一种具体内在化的性情、感知和鉴赏的方案系统——才被转译为实践和偏好[4]。布迪厄采用了一种动态视角，指出惯习一方面被社会现存的条件特征所塑造，另一方面又作为一种可分类的实践发源地，强调惯习是一种中介结构不是一个被决定或决定的因素。通过建构社会的分类、编码和潜规则的内化等手段，个体建构他/她的社会身份，确认他/她归属的社会群体以及与他人的差异性。同时又通过社会化和学习，社会行动者获得一种性情体验，引导他们用一种适合他/她的社会群体的方式来行动和做出反应。布迪厄认为作为个体的身体从来都不是充分完成的，身体不仅与社会不可分割，而且始终受到各类社会、文化与经济过程的影响[4]。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其他形式的资本都对参与体育活动有着持续的影响，而且参与不同的体育活动又会影响到身体的发展。例如航海航空之类的运动项目通常被限制在那些拥有巨额资金的富裕者群体，申请加入有名望的高尔夫俱乐部或骑马俱乐部的人，可能会被要求与俱乐部老会员之间建立社会交往关系。因此如果一个人的资本储备下降，选择机会也随之减少，可能会发展其他活动的惯习。尽管如此，在决定身体活动的分配过程中，身体依然是核心因素，就像布迪厄所说的一项运动如果与某社会阶级和身体的关系在最深切、最缺乏自觉的层面上都不矛盾，就很有可能被该阶级所接纳。这个层面就是身体图式，储存着整个世界观、储存着全部关于人和身体的哲学[4]。Antoniomoller在《身体资本:运动的教育性动机及相关内容的美国-巴西跨文化研究》一文中认为身体既是运动和身体教育的核心,又是身份的表达形式及社会性建构,它涉及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模仿,是下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特权及权力的复制。因为运动参与提供了社会活动的聚集焦点和交友机会,以及发展社会关系网络和减少社会隔离的机会,所以运动参与有助于身体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发展、增值。该文将运动技能也看作一种身体资本,并认为不同的社会对身体资本有不同的定义。比如在巴西,玩足球的人主要是贫穷的黑人和男性,而在美国主要是中产阶级的白人女孩。要想在某一特定的文化中取得成功,身体资本必须符合这个社会所建构的那些天分和技能[6]。
    为了能理解各种体育运动在阶级间的分布，必须考虑到不同阶级在他们各自特定的感知和鉴赏方案下，对附着在不同体育运动上的成本（经济的、文化的和身体上的）和收益的可能性——直接的或间接的身体收益（健康、美丽、力量——不管是通过身体锻炼带来的可见的变化，还是通过健身活动产生不可见的变化）；经济的和社会的收益（向上流动性）；直接的或间接的符号利益，也就是说，每个运动从它或大或小的稀有性，以及或多或少的与阶级的联系中获得的所有东西，例如拳击，足球，橄榄球或健美运动使人想到劳工阶级，网球和滑雪使人想到小资产阶级，高尔夫球使人想到上流资产阶级；区分的获得来自于在身体上不同效果的累积（如减肥，日光浴等），或来自某些体育运动提高给高选择性群体的接近权（高尔夫球、马球等）[8]。

4 身体资本的转换
    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形式,其中经济资本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社会资本以社会声望、社会头衔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文化资本则以知识、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以学位为制度化形态。”[7]身体资本的转换特性是指身体资本在工作、休闲和其它领域中转换成为其它不同的资本形式,如身体资本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种转化遵循正相关兑换原则,不过与经济资本相比,身体资本的转化率是不确定的,在转化成其它资源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损失[8]。
    布迪厄提出，下层阶级生产出的身体形式所构成的身体资本，其交换价值要低于上层阶级所发展出的那种资本形式。体育实践可视为完成特定目的的手段，下层阶级有潜力通过进入职业体育生涯，将身体资本转换成为经济资本。身体被赋予的力量、速度、协调性成了交换价值的客体。但是，下层阶级只有少数一部分人能够通过身体资本进入职业体育，而且这种转换形式通常是局部的、暂时性的。下层阶级的女性比男性获得转换的机会较少，身体的基本能力也是一种重要限制因素。无论是从事足球运动、橄榄球运动还是田径项目，身体上遭受的一次伤病就可能导致告别其职业体育生涯。许多运动项目的职业生涯平均持续时间非常短，更有类似于橄榄球或拳击之类的高风险运动易受重伤，使得大多数职业选手能够将自己身体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的机会就更少[8]。下层阶级的身体资本转换为其他资源时往往还有较高的风险和机会成本。而上层阶级的身体资本转换却很少面临那些风险和机会成本。对于上层阶级的人来说，体育实践中的身体资本不能承载同样的上向流动手段或意义，但有接触替代性的经济资本源泉。来自这上层阶级的人们经常会从事一些具有社会精英象征的体育活动，强调的是举止风度，有助于获取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贵族私立学校的体育课程就反映出与普通公立学校的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内容的不同。在英格兰的贵族私立学校中将设置马球和高尔夫，而在普通公立学校则更多的是足球、无挡板篮球等项目。通过培养参与精英体育休闲活动的习惯，虽然不能直接通向上层阶级，但是可以间接促进进入某种专门职业或建立商业合作。因为在具有社会精英象征的运动场合和休闲场合往往有严格的礼仪规则和参与者的身体能力，成员之间都认可身体是一种符号或承载着一套特定的价值[8]。

5 身体资本的价值变动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凸显了身体在不平等条件下形成中的重要性。但是，特定身体形式被赋予的符号价值并非一成不变。各种形式的经济资本或者文化资本的价值可能会发生波动，例如股票会涨跌，货币会贬值等，以此类似体育实践中的身体资本的价值也会发生变动。
    在理解身体资本的价值变动前有必要考察下布迪厄的社会场域概念。布迪厄理论中的场域主要是指以下的场：生产、流通，对商品、服务、知识或围绕一个特定议题的身份的占有，如文学、艺术、教育系统、体育等，以及个体、社会群体和组织机构掌握的不同地位之间权力的历史关系网络[9]。布迪厄把体育场域描绘成一个特殊的场的构成，“不能简化为仅仅是仪式或节日消遣”，而是赋予了它自身的逻辑、利益和规则；而且在这个场域里，“全部的特殊能力或文化被生产和投资”[1]。而社会场域指的是一套动态组织原则，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群体所维持的，确认社会实践的特定范畴并安排其秩序。每一个场域都相对独立于其他场域，并根据其内部组织赋予社会实践以价值。
    布迪厄认为，大众游戏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家庭引入19世纪英国的公立学校，以及他们在意义和功能上的相应改变，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断裂，为一个相对自主的体育场域的构建提供了机会。在学校环境中，身体活动开始被赋予教育功能，插入一个特殊的日程表，并且“转变为一种身体的锻炼、自身就是目的的活动、一种为了艺术本身的身体艺术，由特殊的规则来管理，日益不可简化为任何功能的需求”。布迪厄指出，体育场域的自主性是伴随着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以及自我管理的体育协会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这些协会为争取标准化规则、实施训练的权力、授予奖品和头衔（符号资本）的权利而投资。此外，布迪厄还将体育场域的构建作为一种实践的体育哲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这种实践促进了男子气的美德，以及一种公平竞争的理念（与为追求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理念相对立）。这种最初的发展阶段对社会学理解当代体育十分重要，因为“体育实践，例如网球、马术、帆船运动或高尔夫，毫无疑问的将它的部分兴趣归功于它的区分功能，更准确的说归功于它带来的在区分中获得的东西”[1]。
    然而体育成为观赏物与相应的普及过程的结果，开启了体育新的定义、意义和功能。体育场域由此变成了：一个竞争场所，其中关键的是一种垄断的能力，可以强制推行体育实践的合法性定义和体育活动的合法性功能——业余化和职业化，参与性体育和观赏性体育，精英体育和大众体育[9]。体育赛事组织者、体育商品制造商、健身产业和体育媒体等组织机构的进入，有助于体育场域结构的转型。在体育场域结构转型的背景下，身体的意义变得多样性，结合资本的概念，个人的体育运动行为形成了在体育场域结构中特有的“身体资本”。这种身体资本并不等同于简单的生物学层面上的体力、耐力等概念，而被理解成“权力、地位和特定符号的持有者，富集了各种资源的沉淀”，它同时保持了在体育场域下的“经济资本(金钱、产品和服务)、文化资本(如教育)和社会资本(社交网等)”[8]，身体资本价值被赋予表现力、参与的积极性、拼搏取胜的精神，而在艺术和设计的场域，价值会被赋予创造性和创新性。当社会场域直接将价值赋予某种特定的身体形式、活动或展演，就会有效地创造一种身体资本。而构成体育场域的动态原则在承认某种特定的身体资本形式后也会发生变化。比如，从事各项职业运动的人们的收入会有涨有跌，各项运动的价值也会有贬升。

6 身体资本的传递与控制
    皮埃尔•布迪厄认为身体资本的传递与控制首先体现在身体上所铭刻的“社会痕迹”[10]。身体是一种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和工具，更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阶层的痕迹。习性被场域所塑形，而场域的一些特性又在身体上体现出来。身体往往可以置换成经济资本，因为他通过购买、传递、交换等，可以使谦恭或倨傲的身体因习性、地位和品味不同，体现出不同的身体和身体姿态。劳动将身体转变成社会实体,并影响着人们如何塑造和保持身体的生理形态,使人们学会通过走路、谈话和穿着等方式予以呈现其身体,这一呈现不是自然的而是从儿童早期就开始学习的、非常熟练的,并且可以通过身体呈现来区分社会成就[8]。
    由于身体资本无论是生产还是转换都将面临一些困难，因此上层阶级在维持自己身体所具有的的符号价值过程不能完全的传递与控制。首先身体资本不能直接被传递或传承，不像货币、股票或产权可以简单的通过馈赠、遗产或交换。由于身体的不确定性，身体资本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其次身体资本会随着承载者的衰落和死亡而逐渐衰亡[8]。再次，身体资本的购买不像一件经济商品那样简单明了。在体育实践中要获得具有符号价值的身体，必须得付出一定的投入并且伴有不可预见性。即使通过实践发展出了特定的身体形式，也不一定被承认为身体资本。由于身体资本的自然性、生物性的关系，身体资本的代际传递所需具备的社会条件，远不如经济资本的直接传递那么显而易见。将身体资本进行传递与控制，就会涉及自然身体的管理问题。以运动为职业者所从事的运动与常人以健身为目的的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职业体育参与者获得的任何成就都是以身体的消耗作为代价的。在生物学层面上身体资本的传递与控制也就体现于特定的个体身上，它是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的方式进行当下传承的。从宽泛的身体社会学角度看，身体资本的传递与控制需要从身体的符号行为和身体的实践行为角度进行理解[11]。在体育实践中，在人的运动参与行为中，身体同时具备了符号意义与实践行为。即身体资本的传递与控制包含了社会个体的行为与社会阶层的变迁。
    与下层阶级相比,上层阶级具有更多机会将身体资本进行传递与控制,如上层社会的孩子会参加社会精英层的运动,这些运动强调行为举止,这有利于将来获得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形成对精英层体育运动和休闲活动的品味很重要,因为这间接地有利于进入某一行业或形成商业网络，而经常参与精英层体育实践活动将有利于身体资本的传递与控制”[8]。

7 通过身体资本对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进行反思
    基于布迪厄社会理论对体育实践中身体资本研究的梳理，以及对其布迪厄提出的几个核心概念与主要思想的概述，可以看到体育实践中身体资本的形成、差异、价值变动及传递与转换之间的关系。在引入体育实践中身体资本的同时，可以发展体育社会学乃至社会学理论，进一步推进国内体育社会学理论发展，也有必要进一步的反思布迪厄社会理论与体育实践中身体资本的理论本土化研究。
7.1 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启示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创造性的继承了经典社会学，他以马克思的立场关注社会再生产，以韦伯的视角关注特定生活风格及界定地位群体的荣誉属性或耻辱属性，以涂尔干的眼光关注符号形式、分类与表征的社会起源和功能，塑造成了自己的概念图示。对布迪厄而言，所有的实践包括体育实践都以利益为根本基础，也就是说“指向物质或符号利益的最大化”。因为资本的价值仅会在特定的场域中表现出来，故资本也仅存在于具体的某些场域中。布迪厄把这种具体性状态的身体资本，拿它当一种自有其存在地位的资本形式，身体资本也只有通过行动者个人才能得以体现。因此,为了防止身体资本的实体化趋势的产生,需要将身体资本置于它与体育惯习及体育实践场域的关系中全面地加以理解。唯有通过这种方式身体资本才能成为一个可以同时把握“被形塑的结构”和“形塑的结构”并能解释其变化发展的一个非静止的概念。可以看出它是一个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理论性分析框架;是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信息社会或曰知识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秩序和不平等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的有效的批判理论[7]。
    布迪厄将身体视作符号价值的载体，作为一种身体资本形式，一种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现象。不过布迪厄并没有致力于比较细致的考察生物性过程对于人类具身体现的重要性。虽然在其研究中对于人类具身体现的生物维度的探讨的确有欠充分，但布迪厄把物质态身体置于其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成功的克服了社会学探讨身体传统上采取的双重思路，即承认身体是一块理论空间，但未充分考察该空间。另外布迪厄采用了一个背离社会学传统的理论视角，试图整合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知识模式，但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弱点。可以说布迪厄的社会理论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很重要的方法论。布迪厄的研究视角，既有助于了解传统社会阶级分层和体育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了解体育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又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了解身体的新方法。
7.2 反思理论的适用性
    由于社会制度存在差异，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并不全然与西方社会学理论构筑的要求相符，因此在使用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相关西方社会学原理时，对中国社会体育实践中的身体资本的解读有必要作出西方理论本土化的要求，不应直接套用。研究要能够体现身体资本对理解中国体育 社会学问题的价值所在。体育实践中的身体资本作为一种不仅具有自然科学性，更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的现象，是我们了解和阐释中国体育社会学问题的有益支点。就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为两种现象，其一提倡理论的本土化，但多局限于经验研究，导致理论指导的缺失，其二将理论生搬硬套于中国实际，结果为理论与实际之间的水土不服。布迪厄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体育场域中身体资本现象背后掩藏的机制，从而批判性地来认识法国社会空间建构的原则和机制。换言之，我们如何揭示在中国社会的结构中体育实践者身体资本如何转换与实现——这是布迪厄社会理论本土化的起点和旨归。
    孙立平曾认为，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未削弱，“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整个社会中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高度不分化的总性资本的状态存在着，而不是以相对独立的资本的形态存在着”[12]；因此在使用布迪厄“资本”概念时不能像布迪厄研究法国那样，期望彼此对立的资本形式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此外，布迪厄是在阶层惯习这个前提下使用惯习概念的，其适用的“学术合法性”在法国社会现实中有一个相对固化的阶层结构。在中国语境下，虽然有学者使用“阶层结构定型化”来描绘中国社会阶层以及阶层关系愈来愈稳定的现象，但这种结构化的阶层关系仅是一种演变趋势，还未最终成型；而且在中国社会中，像身份、政治分层这样一些具有独特的变量，仍在影响着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过程和特点[13]。依据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理解，可以从行动者从事的职业或所处的社会位置这一视角，在群体这一层面上来设定体育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并对其体育实践中的身体资本进行理论研究。

8 结论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对于体育实践中身体资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该理论从宽泛的身体社会学角度看，从身体的符号行为和身体的实践行为角度进行理解“身体资本”。在体育实践场域中，身体同时具备了符号意义与实践行为，存在着个体的身体符号意义，具体表现为个体运动参与的惯习与品位。身体成为价值载体，体育实践中的身体以一种身体资本的形式产生转换、价值变动及传递与控制。今后对于体育实践中身体资本的各种转换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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