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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网刊2013年第4期
 
论“六.一五惨案”

2013/7/12 15:29:29 浏览次数 1445  

茅鹏

摘要:2013年6月15日在合肥,中国足球队以1:5完败于泰国(青年)队,激起公愤。有媒体说,应该称之为:“六.一五惨案”!这是如何造成的?是偶然的失误,还是中国足球虚弱本质的鲜明暴露呢?

关键词:    足球      苏联体育理论       一元训练理论

    2013年6月15日在合肥,中国足球队以1:5完败于泰国(青年)队,激起公愤。有媒体说,应该称之为:“六.一五惨案”!这是如何造成的?是偶然的失误,还是中国足球虚弱本质的鲜明暴露呢?
    随后出现了种种“阴谋论”说法,但都于事无据。实际上,这场比赛相当程度地反映了双方真实的实力对比。中国足球队的实力,原来就是“国王的新衣”;通过这场比赛,给明显地“秤量”出来了。那末,中国足球的实力,为什么竟堕落到了如此的地步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一、球艺低下
    卡马乔说,中国队没有核心球员。也就是说,没有“球艺”够得上核心地位的球员。也就是说,中国足球队的“球艺”普遍低下,即使想寻找个别的拔尖高手,也找不到了;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中国足协对这个论点并未给予驳斥,看起来是默认了。
    足球其实是高技术活。中国女排常常苦于一攻(一传)不佳。其实,排球一攻(一传)是用最灵活的肢体——手,来实施操作的,尚且苦于不能“得心应手”;而足球,是用非常笨拙的肢体——脚,来实施操作的,世界上的优秀选手,竟然就能够做到“得心应脚”,指哪打哪。这是“高技术水平”的极佳表现,因而能够吸引巨万观众,癫狂捧场!若非先天条件优越,后天又甩上一、二十年,狠下功夫苦练,如何能够做得到?
    “高技术活”隐藏在“腿脚功夫”后边,到了中国足协的眼里,反而变成了“死拼体能”的“体力粗活”。“缘木求鱼”,能不失落到“豁边”吗!既然“豁边”了,就应该醒醒!
    足球比赛比的就是“球艺”。“球艺”不如人,能不输么?让我们看看球场上:中国队进攻,传不了几下,就给对方给截走了。(传不准、接不到,没有诱骗对方作出错误反应的默契配合,形不成穿透对方防守阵势的有效的进攻路线。)泰国队进攻,短传接应舒畅,能够连贯运行,默契配合超越中国队的防守;组织起来的阵势,形成活跃的路线,能够引诱中国队张开缺口,便于泰队顺势将球攻进。5个进球中,没有一个是拖泥带水,极其勉强,单纯靠运气进球的。技不如人,能不败北么?(中国队仅靠点球得了1分。)
    中国足球队的“球艺”如此低下,是由于中国足协不把它当回事。本来“球艺”是首要目标,却被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上。没有要求,没有设计,没有艰巨训练的保证,没有评估,没有检验,没有“史录”,没有奖惩;随便流水冲刷漂浮,任它到“无何有之乡”游荡罢。

二“体力足球”的彻底破产
    对于足球建设,中国足协自有他自己的主打目标。这就是:“体力足球”。迫于形势,近年来虽然不那末高喊了;而内在的中心思想,却并未改变。始终在坚持“体能测试”,这就是明确的证据。(有要求,有设计,有标准,有训练安排,有检验考核,有留队或开除的生死奖惩威胁,等等。)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原苏联体育理论认为,一切运动项目有两个“元因素”,即“体能”和“技术”。“体能”尤其是最根本的“元因素”;“技术”必须建立在“体能”的基础之上。中国足协,就是牢牢地宗奉着这个理论。认为只要抓住“体能”,就抓住了根本!
    但是,半世纪来世界足球训练实践的实际面貌,已经根本改观了。比赛全年化,训练也全年“专项化”了。“体能训练”在一年中减退到三、四个星期,已经微不足道了;而且内容也越来越顺应于专项的需要,成为技术训练的辅助了。也就是说,足球的技术训练越来越成为突出的主体,而体能训练则配合、附丽于技术,两者越来越融合“一体化”了。中国足协对此,视若无睹。
 中国的足球训练,坚持体能、技术“二元”。技术训练内容的高低且不谈,光看训练时间投入,就大幅度地低于人家,以技术为主的“球艺”水平,能够不相应地落后一截么?
    而且体能和技术原本是“一体”。脱离技术的“体能”训练,就起到了干扰技术训练的作用,(挤进卧室、抢占卧榻,)进一步迫降“球艺”的水平;脱离技术的“体能”训练,同时又妨碍真正“足球体能”的成长(李鬼冒充,挤走李逵),连带促使足球场上的“实际体能”水平,再低人一头。“赔了夫人又折兵”,运动员们遭受这样双重的打击,在比赛中还能不失败么?

三、清一色选拔高大身材
    中国足协认为高大身材,既可以篱笆般地密集防守,又可高人一头地头球攻门,大块头又经得起球场上的碰撞挤压。拥有高大身材,便是优势在握。
    日韩世界杯,中国队平均身高1.83米,高踞世界第三位。可是未胜一场,未进一球,优势到哪里去了?“六.一五惨案”中,中国队身材普遍高出于泰国队;然而,既挡不住泰国队的快速反击,也挡不住泰国队的阵地进攻。就好像王莾军队中的“巨无霸”,能唬人、不能作战。
   “球艺”的核心,就在于“人球结合”。(人到球到,指哪打哪,……等等。)球是由规则确定的,人是可选择的。在这样的前提下,由于物理学的相关原理,人体身材的优选,确实是有范围的。这个物理学的“规律”,在足球史中,便显现出来了。英国和捷克,前些年都曾经着意培养出2米左右的高大足球选手,并努力送进球场。但是,都没有能够成为世界名手;这同姚明在中国和美国篮球史上的显赫地位,无法比拟。这种情况,是由物理学客观地决定的。物理学能够区别足球和篮球。查查足球史,很方便地可以查到:贝利、马拉多纳、梅西……等等大批光辉的、王位的球员,身高几乎全都在一米七上下。这就是物理学规律的显现。对于中国足协的选拔标准来说,他们都是“不及格”的。究竟是世界足球史可靠呢,还是中国足协的选拔标准可靠呢?

四、白白浪费“儿童期”这个关键
    苏联体育理论认为:个体一生的运动能力发展,应分成两大阶段:童少年时期,应该运用“全面身体素质训练”打基础;青年期起,才可以开始搞专项。
    其实,人体是在“体内矛盾统一”、“机体与环境矛盾统一”,这双重的矛盾统一运动中成长的。以基因和神经体液构成的实体信息系统,是人体这个复杂适应系统的核心,也是运动能力的核心。无论是大脑皮层内部的神经回路结构、还是基因的表观修饰,从而机体的全部资质,都是在生命史中发育发展的,都存在先天、后天双重作用;而儿童期是后天作用中的关键期。
    个体的身心发展,从核心到外周;也就是说,无论从基因、大脑皮层这个核心,还是到肌肉、骨骼等等机体外周;全部肌体资质的发育、发展,都存在先天、后天双重作用。对于后天来说,“儿童期”是关键期。原苏联之两大阶段论,导致发展史的“失序”;这是歪曲的、错置的。
 从根本上说,专项极其需要从儿童练起。这是“得序”之根源和关键。足球,由于其“高技术活”的本性,尤其应该如此。全世界的足球强国,无一不是从儿童练起的。
    可是,中国足协仍然宗奉苏联理论。在其足球观念中,就漏掉了“儿童足球训练”这个本原的“第一招”。《参考消息》6月26日第9版,引用埃菲社北京报道,在《卡马乔“东方冒险”美梦变噩梦》一文中说:(中国)“甚至很多专业球员都是岁数很大以后才开始接触足球的”。连媒体都已经感觉到的这个显著特点,中国足协却麻木无感!在世界足球史中记为笑料。
    现代奥运百年来,普遍开展的项目中所涌现的顶尖运动员,基本上已经全部属于先天条件优越,后天训练“得序”者。若后天采用“失序”方法而谋求超越,已是不可能了。就像儿童期缺失科学知识启蒙的工农速中,可以培养出大量社会能人,但不可能培养出科学巨星。中国足协抛弃“儿童足球训练”,就像清朝容宏带领的以四书五经为基础的留美学生,能够培养出詹天佑这样的工程师,就已经属于了不起的成就了,怎么可能一步登天地出现获取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呢?
    把足球青年死死按捺在“工农速中”式的框架中,技术水平不跌入“亚洲三流”,这可能吗?今天中国足球水平的如此落后,不就是由中国足协,一手“硬坑”而搞成的吗?

五、拒绝内生型技术发展路线
    “动作技术”是在人体与环境的互动中,自然地产生的。例如,现代足、篮球运动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实战技术,就是自然地产生出来的。
    如果根据有的专家的主观臆断,运用所谓“基本功”,有层次地、“递阶式”地进行教学,可能会产生出成套的“人为技术”。我曾经看到过中国一支杰出的篮球队,对青少年学生进行辅导时,由一位“基本功”特别出色的运动员,进行示范表演;然而,这位运动员在实际比赛中,却是不上场的。(如果上场,便会招致比赛的损失。)对于“人为技术”与“实战技术”的“榫卯扞格”,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近百年来,足球在欧洲非常热门。职业足球队的数量非常多,联赛非常热闹,全年密集开展,在世界上非常突出。但是,在欧洲的足球队伍中,巴西、阿根廷等南美运动员所占的比重,却很突出。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南美运动员“技术杰出”。巴西等南美国家,儿童群众经常自发地进行足球赛、或竞赛性足球游戏;复杂、实用、精巧的足球技术,就在儿童群体中,“内生性”地产生、发展出来了。贝利、马拉多纳、罗马里奥、罗纳尔多、小罗、梅西……等等技术顶尖的运动员,层出不穷。而欧洲本地,虽然出现众多果敢、顽强的运动员,却少有技术拔尖到最高层次的运动员出现。究其原因,就在于“儿童群众性足球赛或足球游戏”不如南美盛行,而是盛行着“递阶式”的足球教学。
    中国足球,上面越来越重视,而水平越来越下滑。从上纪二十年代的东亚魁首,到二十一世纪初,一直滑到亚洲三流。这是为什么?问题就出在足管中心的业务对策上。不仅忽视儿童;而且无视“内生型技术发展路线”。(他们不重视民间的科学研究,从而不知道“内生型技术发展路线”是怎么一回事;不懂得它与“递阶式技术教学路线”的本质区别。)相反,作为中国足协的“业务对策高招”,我们看到了甩出成亿元年薪引进“过气”的名手,……等等的做法。

六、怎样培养高明的球场意识
    棋类比赛是纯比“战术”的。棋手的水平,奠基于“战术意识和修养”。“战术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走棋“落子”之前,允许较长时间的思考。是否“思考”中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这才是“下棋”之“战术意识”的“唯一来源”呢?
     (美)司马贺(Herbert A. Simon)在他所著:《人工科学》一书中,引用了A.德格鲁特(Adriaan D.de Groot)关于国际象棋所做的一个著名实验:把从实际比赛中取来的棋局(多至24个棋子),在受试者面前放置大约5秒钟,然后撤去棋局,要求受试者将它重布出来。特级大师几乎可以毫无差错地重布出来,而不会下棋的人简直不能把任何一个棋子的位置放对。但惊人的是,若把棋子乱摆的棋盘(也是24个棋子)拿出来给观看,那末,特级大师的重布能力与不会下棋者的重布能力,就一样地糟糕。
    从中可以看到:对棋局的观察和记忆能力,是特级大师的专长。特级大师下过无数盘棋,读过非常多的棋谱,对棋局及其走向的评判和记忆,十分丰富。这是他的棋艺(战术意识修养)的基础。大师的棋艺并非简单地直接来自于“聪明才智”的思考。缘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没有获得过棋赛的世界冠军,而棋类大师也并不具有博士、院士等头衔。(候逸凡获世界冠军时仅是中学生。)这就明显地表现出:“术业有专攻”。
    足球运动员的“球场意识”,指的是球场行为的“聪明程度”(战术策略机敏程度)。这可以比方于棋手的“战术意识修养”(棋走得:聪明、策略、机智)。同样地,足球运动员的“球场意识”,虽然与“聪明才智”具有一定联系,但并非直接由以决定,更与文化水平“不搭界”(不直接关联)。拿处理球来说:球员接球时,处理球的时间极其短促(往往要求瞬间即刻处理),根本来不及运用“聪明才智”,进行分析思考、然后才采取行动。(远没有棋手落子前所允许的思考时间。)足球运动员“球场意识”的主要来源,来自于他的球战经历和所受的战术教育,在脑子中形成的“战术对策储库”。(类似于棋手脑子中形成的“棋局储库”。)一个从儿童起就经历了无数次足球赛(以及竞赛性足球游戏)的优秀巴西球手,自然会积累起、成长起优厚的“球场意识”(战术对策储库)。这样的资源,无可替代。假若“球场意识”欠缺,用“愚笨”来进行指责,是不正确的,没有效果的。只有从小开始,给予丰富、优厚的球赛经历,不断正确地进行战术教育(包括大量精点出要害的赛局评估),这样,才能够积极地优化他的“球场意识”。
    “战术对策储库”是每个球员的脑子里客观地存在着的。不过其内容的丰窄、水平的高低,各自极不相同。它是形象性的;它在球场上的实际运用,也是“形象性”的。(在实战进行中经历着的各个瞬间,不断地实现“对策检索”和“行动决策”。)“战术对策储库”的培育、优化,则包括战术理论教育的功劳在内。不过,战术理论教育必须在运动员的脑子中完成“形象性”的转化,才能在实战中顺畅地应用。(如果“东耳朵进、西耳朵出”,运动员不在脑子中进行“形象转化”,是没有多少作用的。)
    中国足球队员既缺少巴西同侪那样的从小培育,在服役期间又缺少优质的实战机会,以及缺少相应的战术教育,这是他们“球场意识”低下的根本原因。不从根本上下手,却企图运用“文化水平”、“文化素养”等等词汇来巧行推托,就像中国足球队几十年来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那是根本无效的。

七、在卡压下苦苦挣扎着的“花朵”
    《扬子晚报》2013年6月4日A20版报道了生于南京的22岁的武磊。他12岁被徐根宝教练选去上海培养,迄今初步成才。在6月2日上港6:1大胜申鑫这一役,武磊包办了三个进球、两个助攻。在其他的一些球赛中,也表现优秀。武磊令徐根宝教练非常引以自豪!《扬子晚报》夸奖说:“成就了一位中超巨星”。
    可以看到,武磊是个宝。他身材矮,只有1.73米;虽然与梅西同高,比马拉多纳还高出5厘米,却够不上中国足协的“选拔标准”!若非徐根宝教练慧眼识宝,又凭藉他的声望和财力进行力争,武磊当然是湮没无闻了。又有谁能知道,这是“巨星苗子”被埋没了呢?
   武磊12岁进入徐根宝的足球学校,已经是与“儿童期”擦边而过了。如果武磊能像巴西同侪那样能够从低龄的“儿童期”起就优质地训练起来;能够像巴西同侪那样与优秀的同伙们扎堆、跻身于“内生型技术发展路线”;怎么能够断定,武磊他就不可能成长成世界上的另一个梅西呢?怎么能够断定,中国就没有十个、百个、以至成千个武磊式的苗子呢?
    乌拉圭仅有300万人口,地理上也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八十年来,足球水平跻身于世界一流。他们的诀窍是什么?他们从十岁开始就有足球联赛;乌拉圭驻华大使说,小孩子5岁起就踢球。这些,就是他们保障足球成功的“系统工程”。这就是他们的宝贵经验!在中国,一个地级市就可具备相似的条件。建国六十多年,为什么不能布置三、五个市,认真尝试一下呢?

八、僵化还是创新
    《人民日报》2013年6月17日刊登柏木钉的文章说:“在很大程度上,创新就是对前辈、对权威的挑战乃至否定。高校院所也好,企业工厂也罢,如果等级森严、一言堂盛行,富有创新活力的年轻人都惟命是从,俯首帖耳,创新火花如何迸发,创新思想如何涌现?” 从本文陈述中可以看出,中国足协以苏联体育理论为依据的几十年僵化做法,这就是以“六.一五惨案”为代表的中国足球衰败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业务领域中的一种根本性失误!这样做,如果不是“外行滴答”,就是有意识地运用“皇帝的新衣”,来邀功、“欺君”。对于国家利益的损害,甚至远在南勇等被判的罪行之上。为求中国足球建设步入以“球艺”为中心的正途,我拼尽全力在1998年自费出版了《为何难圆足球梦?》一书,一次次地寄呈给中国足协的历任领导;除了谢亚龙曾回电:“无能为力”以外,竟未获得一点回音。
    我自23岁(1955)起质疑苏联体育理论。在1964年发表文章,指出苏联体育理论中的“全面身体素质体系”是臆设的、客观不存在的、错误的。可是,当即受到我国体坛一报一刊的全国性大批判。而且几十年过去,迄未更正!这使中国体育,蒙受多大的损失?我虽于64-65年被斗争、免职,我与同事们在江苏体操队开创的“专项化”、“从儿童练起”等训练改革,在国家体操队的共同认识下,流行于全国体操界,并传入跳水、蹦床等相关项目,形成新的训练程式。在北京奥运会上,这三项夺得全部24块金牌中的18块(占75%)。我国举重队从保加利亚引进“专项化”训练,也摆脱苏联陈旧理论训练格局的管制,在北京奥运会获得15块金牌中的8块。北京奥运会上,田、游、三大球共有85块金牌,在苏联陈旧理论训练格局的管制下,中国只取得1块。这与上述四个项目的表现,天差地别!从而可知,中国体育的长项与弱项的分野,并非由于被喧嚣着的“人种论”,而是由于“训练格局”!(苏联体育理论在苏联并无“行政约束力”,苏联由于与国际体坛同样实行教练员负责制,同样进入了与时俱进的“训练实践进化运动”,竟得以跳出“陈旧训练”格局的陷阱。)
    党性令我继续坚持科学研究。几十年来,除“专项化”、“从儿童练起”外,陆续得到:“体力波”、“适度应激”、“匀速优势”、“‘后蹬是跑的唯一动力’技术原理之纠谬”、“适宜形式儿童篮球”、“复杂技术内生型发展路线”、“训练实践进化运动”……等等科研成果,竟没有一项得到国家体委和体育总局的采纳推广。2003年,我与严政、程志理研究员合作,将历年研究收获,集中原创:《一元训练理论》,在《体育与科学》(南京)发表。这是与国际体坛主流理论截然对立的一整套运动训练基本理论。国家级体育刊物冷漠对待,不予认可,眼看行将湮没。我已耄耋,无奈外投,竟被德国体育联合会的《竞技体育》,于2011年第1期,花5页篇幅全文发表。中国人的创新发现,将获用于中国,还是获用于外国,无法判断!
    僵化还是创新,关系到“体育强国”能否实现,关系到“中国梦”的充实发展。希望体育总局,能够认真对待。

 本文所有的缺点、错误,恳求批评、指正!
             (20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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