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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网刊2013年第5期
 
从事体育史研究需要做些什么

2013/10/15 17:25:13 浏览次数 1676  

云海间

    从事体育史研究要做些什么(一)本帖有对体育史现状分析、有学习方法讨论、有研究经验交流……、
    当前体育史研究领域逐渐冷清,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原因是体育史研究队伍越来越薄弱,后继泛人(虽有几个好苗子),原来的一批体育史导师老的老、退的退。体育史的这种现状确实令人担忧!当然我们在体育史研究方法和学术讨论方面做得很不够,鉴于此,想借这个论坛平台,与大家交流一下体育史研究,也算是体育史学术沙龙吧!
本文先谈二点(待后续)
    第一,体育史研究者要读大量史书
    中国史书,浩如烟海。宋时已有“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之叹。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自谓:“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惟王胜之耳。”(《宋史 王曙传》),可见史籍繁浩,读者生畏,由来已久了。又从十七史到二十一史而二十四史,到现在二十五史,加上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未,还有其他杂史、别史等,不下数万卷。史部之书,自《汉书艺文志》以下至《四库全书》所录,凡左丘明、司马迁以来史部书曾著于竹帛,据梁启超估计,最少亦应在十万卷以上。在快节奏工作、生活的今天,能静下心来读书已不容易,史籍如此繁浩,谁都有“望洋兴叹”之感。
    其实,上面只是提一下读史要义。一个体育史研究者,要通览群书、读通历史,不要说不可能,也没有那个必要,因为时间有限。就自己从事体育史的经验而言,能多读就尽量多读、广读,做不到也不强求。但一个从事体育史研究的人,至少要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二十五史》、《三国志》,抽空看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艺文类聚》、《天府广记》、《尚书》、《春秋》、《列子》,还有历代《食货志》、《地理志》《兵志》及《通典》、《通考》等政书和笔记……,家中应备有《四库全书精华》(《四库全书》可去图书馆查阅)、《资治通鉴》、《辞源》、《康熙字典》等。读诗词类,主要以全唐诗、全宋词为主,尽可能多读一点汉三国以来的各种赋以及元曲,其次读各种野史,唐宋以来私家笔记小说(可以选读《笔记小说大观》诸如唐苏鹗的《杜阳杂编》、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明陶宗仪的《辍耕录》、郎瑛的《七修类稿》……。
    读史书要系统、要舍得花时间,打好基础最重要。李白在青少年时期,广泛地阅读了中国古代文化,他自己说:“五岁观奇书,十岁观百家”。(《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芦山序》)“十岁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其二)从五岁到十五岁,李白读史书、打基础整整用了十年。杜甫所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又作成一囊。”十四、十五岁时,在文坛上已颇露头角,自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杜甫读书打基础也用了十几年时间.“**(maozedong)"嗜书如命,史书为最。他一生到底读了多少史书已无从统计,一部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他反复阅读,直至逝世;一部300万字的《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之多。不难看出,读史书要系统、甚至要有计划,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第二,体育史研究要动心思
    搞历史研究,不只是多读、通读就可以了。读史、特别是搞历史研究,动心思很重要。动心思,就是好心思、心知其意。
司马迁在《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的论赞里,下过按语:“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这句话,已经向后世学人提出了要求,其实正反映出作者著书的一番“苦心孤指。” 比如“议论”本来也是史书中编著者对史事、人物的评论,是史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古人议论,常有“正言若反”和“有感而发”的一面,往往因时因人因地而不同,会有偏见和溢美溢恶之词,所以我们应该以批判者的眼光舍弃其编著者的某些评论,从历史中得出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荀子读史有“信信疑疑”的态度,袁枚读史“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读历史、从事体育史研究博学、深思、循序渐进,才会有对历史的深刻理解、理论思考和独到见解。列如读《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有刘向《别录》说:“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之语。又刘歆《七略》也说:“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此后这段话被历朝历代文人和史官所引用。其实这两句话是无根无据的,刘向和刘歆父子二人也没有考据性的结论。古时候,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中,一些文人不敢直言,只能是借灌夫骂座及东朝廷辩诸事。所以这很可能是刘歆“有感斯发”,溢美之词。即借“黄帝”之威名来言当前国事。我们不妨再细读一下刘歆《七略》,原文写道:“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王者宫中必左墄而右平。墄国也,言有国当治之也。蹴鞠亦有治国之象,左墄而右平。”众所周知,黄帝是华夏民族的祖先,刘歆借祖先之名来头不小,把蹴鞠与治国联系在一起,这就把蹴鞠捧上了政坛,当然其用意并不是想发展蹴鞠,而是为了引绳批根,治理好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史料或考古资料证明足球起源于黄帝时代。
    又如《封演记》记载:“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说的是唐朝景龙四年(710年),金城公主下嫁吐蕃王,吐蕃王派专使到长安迎亲,当时“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决数都(局),吐蕃皆胜。”唐中宗就令嗣虢王李邕、驸马扬慎交、武延秀和临邕王李隆基四人上场,敌吐蕃十人,竟然大获全胜,描写李隆基打马球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试想一下,四个人(其中两个文人、两个王)能把善于骑射的吐蕃马球队打得落花流水,天天忙于政事的李隆基能有如此高超球技吗?显然,这段文字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封演记》,一称《封氏闻见记》,是唐人封演编撰的一部有关旧闻考证、佚事掌故、典章故事、异闻杂记之书。作者封演曾为太学生,玄宗天宝末年举进士及第,累官屯田郎中,代宗大历六七年左右权知邢州刺史,历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可以看出,作者封演在唐玄宗朝为官,颇受唐玄宗重视。所以封演描写当朝黄帝打马球的风姿,少不了要大加赞美。又如《唐语林》卷七描写:唐“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老手咸服其能。” 史书里这种对统治者溢美之词很多,但对末代黄帝的“微词”也不少,比如对唐敬宗打马球的记载“往往碎首折臂”,是一种头破血流的残景,说敬宗死在马球场上。
    可以说史事复杂、要因交织,因此读史、特别是研究历史,“非好学深思”不可。通过独立思考,深入事物本质,然后找到内部联系。古人说:“读书得间”。这就要从无文字和无证据处读出作者的用心来。动心思,更要有历史知识的积累,思索的连贯,而走马观花、轻松阅读都是不可取的。
    (续二)从事体育史研究需要有“面壁”的精神
    “功夫”一词应该是中国人创造的,指的是长期专心做一件事,最终做出成绩来。但本文提到的功夫不是指武术,专门谈读书的功夫。
    学历史、读史书,首先要耐得住寂寞,可以用“十年寒窗”来形容读历史,读书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古人艰苦读书的典故很多,诸如“凿壁偷光”,形容贫寒之士刻苦夜读的典故。出自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二:“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映月读书”,比喻在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读书的典故。“悬梁刺股”形容发愤读书的典故。“牛角挂书”形容勤奋读书的典故。“下帷读书”形容闭门谢客、专心读书学习的典故。“三余读书”形容抓紧时间学习的典故。还有挟策读书、高凤流麦、温舒编蒲、负薪读书……,都是形容古人勤奋读书的典例。都说明读书本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古代的学人,所以记览博,积学富,因为他们于群书知类知要以后,还要做提要钩玄的抄撮功夫(抄古经典籍,并做书评心得)。宋代的魏了翁抄撮群经注疏成《九经要义》,洪迈于群书都有节本,自经、子至前汉题作《法语》,自后汉至唐题作《精语》。吕祖谦的《读诗记》,也是抄撮而成。众所周知,明末大儒顾炎武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他读书时抄录群书而成的大著作。从来的学人,大概都做过这种功夫。
    尽管现在学体育史、从事体育史研究不需要下那么深的功夫,有人甚至会说,现在不缺电,用不着“凿壁偷光”,现在有电脑,也用不着那么费时间去抄撮,这话不错。但读书、搞学术研究,下功夫恐怕是永久性的。体育史研究功夫下得深肯定能出成果、出大成果。历史学习和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史料,恩格斯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离开了历史事实与历史资料,就无法说明历史的真实进程。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没有专门记载体育史的书籍,关于体育的只言片语大多参杂在各类古籍、诗词之中,所以到浩如烟海的古书中找出涉及体育的只言片语,也是一种功夫。举例说研究唐代体育史,除了读《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之外、还要读《唐语林》、《封演记》、《资治通鉴》、《酉阳杂俎》、《唐六典》、《唐会要》、《渊鉴类函》……,更要读《全唐诗》,《全唐诗》九百卷,康熙四十二年始议修纂。唐诗里涉猎的体育项目多达几十种,是同时代其它书籍难以相比的,所以研究唐代体育史,不读全唐诗是很不全面的。然而《全唐诗》共收唐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要一首一首去读、甚至摘抄里面的只言片语,无疑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同样,要研究其它朝代的体育史,读书一样很多。如果要写一部《辽夏金元体育史》,先要通读《辽史》、《金史》、《元史》、《蒙古秘史》,另外还有西夏史。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回鹘等民族在内的封建国家政权,历时比同时期的宋、辽、金更为长久。但是,因为蒙古灭西夏后,元人没有写出一部足够分量的西夏纪传体专史,可以读当代人著的西夏史。建议读唐荣尧写的《西夏史》.
    说简单一点,蹴鞠、秋千、马球、棋类、龙舟、舞龙、舞狮、抢花炮……,这些传统体育项目你随便选一项去研究它的历史,首先要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就要上中国知网、万方网去查阅,有必要的话可以动手去翻阅80年代以来的《体育文史》(后改为《体育文化导刊》)期刊上相关研究成果,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了解分析后,才好动手搞研究创作,创作过程中还要进一步查阅古代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钩沉索引,考镜源流,得出自己的结论,仅仅做好这件事就不轻松。
    “面壁”,大家都知道这句佛家语。是指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菩提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修行,打坐了九年。比喻在学习上的刻苦、钻研。据说,菩提达摩祖师面壁九年之后,顿悟了禅宗的神秘。学体育史、特别是专心搞体育史研究,虽然用不着面壁打坐,但应该学一点这种精神。
《从事体育史需要做什么》(续三)
    体育史研究中史料处理的几个问题(之一)
    史料,是通过一定的文字、实物、口碑,反映出人类不断从事生产实践、社会活动过程的业迹,提供我们以各种不同类型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包括体育)的原始记录,作为探索文化发展规律的文本。在体育史研究中,对古代这些文本的运用与分析,是一门基础工作,同时也是一门技术工作。
    1、分析史料时的客观与主观判断
    史料在体育史研究上,无疑是一个现实的基础。六、七十年代西方历史学家称之为“客观”任务。是说要确定历史事实并加以叙述,积累实际材料,注重摆事实现象。费孝通先生在《多谈点历史》一文中指出:“历史的内容是不同世代人的创造、继承和改造的结果。它是客观存在的变化,是有其规律的,这个规律是可以作为对象来研究的,是可以实证的。”所以在对史料分析中,把尊重历史放在第一位,客观地反映历史,但是人类过去 “用文字传下来的全部历史”(恩格斯语),都几乎是政治史。因为那些文献本身,无论从记录、编纂、保存、传布各方面,都是把持在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手里;就其思想内容和倾向性说来,不管官家或私著,正史和野史,或多或少有意无意都要打上某些阶级的烙印。举例说,《太平御览》这部宋代巨著,本名叫《太平总类》,取“太平”两字,是因为这部书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始著,“总类”是指该书包罗万象、总括群书,可是当这部书清样出来时,宋太宗为了誇示自己的好学,命每天给他看三卷,以备“乙夜乙览”,为了“可资风教”,宋太宗命史官修改一些内容,古代称皇帝阅读为御览,故而把宋太宗每天看的“太平总类”更名为“太平御览”。
    上述足见,古代重要书籍(主要是官修著作)出版前大多要经过统治者御览,而其它书籍出版也要让政府审批,政治上严格把关,生怕“风教”被破坏。所以古代史料由于受政治的影响,偏见不可避免,因此史料减却应有的价值。鉴于此,我们在体育史研究中,如何做到客观评价很重要,但很难。一部二十四史从头到尾,总是歌颂以帝王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污蔑劳动人民,历代史家(除司马迁外)都把农民军指骂为“群盗”、“妖贼”,乃至“流寇”、“发匪”。在描写民众习武时总是有污蔑之词,如清朝史书中描写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拳匪”,《清稗类钞》中记载的武术故事是是非非、真假难辨。史料中往往描写市民用“恶”字,如《新唐书 宦者列传》说:“内籍宣微殿,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隶卒或里闾恶少年……尝阅角抵三殿,有断臂流血廷中。”文中的“恶少年”并不是品德不好的少年,实指街头平民百姓家的少年。
    体育在中国古代是很受歧视的,史家往往把体育视为“下技”,把那些街头卖武艺的人叫“路歧人”,《说郛》甚至有:“凡恶,好看相扑”之语,把喜欢看相扑的人都形容为“恶人”,这显然太武断了。《唐书》写唐将威猛无比,马上长枪杀入敌阵十进十出,描写突厥将士见唐军 “下马跪拜,遂遁去。”其实历史上的突厥人战斗十分勇猛,哪有在战场上全军将士下马跪拜的道理。《宋史》记宋将英勇无双,出入敌营披靡不可阻挡,而金将却不堪一击。总之在封建统治种族压迫时代,对少数民族的记载处处进行歪曲和掩没。类似的史料比比皆是,写体育史,如何做到适当、合理、还原历史,确实需要很好的史学功底和很强的判断力。笔者自己也判断不准,下笔很难,还要继续学习。
    2、文献引用重复率与防抄袭问题
    经常有人会问,写体育史文章时,遇到一段别人引用过的古文献如何处理,说明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个谨慎的人,因为他怕抄袭或不想抄袭。我国体育史研究追溯起来,也有近百年历史,期间从事体育史研究的人不少,文章发表也在千篇以上,古代文献有限,百年下来确实有不少学者重复引用过一段古文献的现象。举例说,许多人写中国蹴鞠起源的文章,几乎都会引用《史记 苏秦列传》中“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这段文字,重复率极高。又写唐代马球,大家都引用向达的《长安打毬小考》:“波罗毬(POLO)为一种马上打毬之戏,发源于波斯,其后西行传至君士坦斯堡。东来传至土耳其斯坦,由土耳其斯坦传入中国西藏、印度诸地。”大家也都重复。写导引和古代体操起源的文章时,必然会引用《庄子》那段:“吹呵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也。”也免不了重复。有不少古文献史料在引用中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但大多数引用古文献者都注明了出处,也有些文章里没有注明。
    说实话,重复引用一段文献在过去问题是不大的,体育史论文有其特殊性,过去只要不超过30%也很少有人去追究。然而现在科学发达了,研制出一套论文检测系统,一篇论文重复率不能超过10%,否则不予发表,重复多了会视为抄袭。自从这套检测系统出来之后,确实对写作和发表体育史论文是一种考验,据说现在体育史论文检测出重复率是很高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少古文献早已被人引用过了,因为重复率问题而被退稿很可能是近年来体育史论文发表难的要因之一,不少年青人花了很大力气写出一篇体育史文章结果退稿了,有些论文的论题很好、论据充分、文笔流畅,确实写得不差,但就是因为重复率问题被毙了,这就使一些年轻人在体育史研究上打了退堂鼓。
    近些年,为什麽体育史争辩的文章少之又少?因为争辩是要大量引用对方的原文,以做论证、一一对比,这种文章一拿去检测就完了,重复率很高,有的达到40%以上,一准要枪毙。现在体育史考据性论文更难得见一面,因为考据性文章在层层推论中也要较多地引用别人的作品,这种文章最容易被毙。曾有人质疑,为什麽体育史著作引用率低,看了以上这段文字就基本清楚了。
      在写一篇体育史文章时,为了找证据,我们往往要搜罗史书里、文献中的史料,并把它们填满自己的文章,但糟糕的是有些人忘了这些史料和句子是从那里搜罗来的。虽然有些研究者没有蓄意抄袭,但一个诚实的人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多数抄袭可能不是故意的,究其原因是疏忽带来的麻烦。当我们确实搞不清楚引用的时间或引用过那些句子时,抄袭就这样发生了。遇到拿捏不准的情况,最好去请体育史专家帮忙看一看,再拿去发表。
    防止抄袭,一是要注明出处,写作中注意不要疏忽,快速写作中或写作中间起身时,要用记号标好,等有空再注上。二是在引用别人的想法时,最好不要相似,读过别人的文章后,在写作时不要看着别人的稿子写,就基本上可以避免。三是引用一段大家都经常引用的史料时,最好在出处上与别人不一样,尽量找别的古籍去引用,找不到另外的,也可以在原文摘引时,摘引其中几个关键的句和字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使查重率低一些。
    完成初稿后,要仔细审一到二遍,其实初稿是一种挑战,因为接下来的事情更困难,那就是改稿。查一下与别人文章相似之处,相似程度、重复率会是多少,心里要有个数,再接下来是修改那些相似的、重复率高的地方,比如在引的文字前后打上引号,其次是注明出处,另外可以改变部分语句,有时句子太长,也可以在一句(超过二行和三行)引文后写上,“某某人写道”、“某某人说过”或“第多少页”。总之,以自己的观点、想法、证据来提出不同于他人的论证是最佳解决办法。
    最后呼吁一下,文章是写给人看的,只要看得人多就好,论文是学术探讨,不是查重用的,只要有学术价值就好。希望编辑和审稿人在由于重复率高被毙的里头看看有没有好文章,特别是青年学者的文章是否挽留和退修,给他们多一点希望和鼓励。这一呼吁纯属个人观点,轻轻喊一声而已。
    从事体育史研究需要做些什么(续四)
    体育史研究中史料的“直接”与“间接”辩用
    直接是不经过中间事物,直接与既定对象而进行关联的;间接跟直接相对,是间断性连接,通过第三者发生联系,没有中间媒介就不会发生关联的。
    史料根据其来源与性质,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可以称作“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在我们读到的文献史料中,间接史料占的比例不小,绝代英才司马迁,以大手笔完成的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的千古巨著《史记》就是间接史料,它的一手史料其实是《 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如此,其它书就别说了。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史书浩繁,史料层垒积沉不计其数。按马端临的说法,文献应包括文字资料和口传资料两大部分。通常将文献资料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是史部类。经、史、子、集,是我国历史资料储藏量最丰富、最集中的宝藏。二是经、子、集类,集部书中有很多内容可与史书互证、互补,甚至多有史书未曾记载的内容。三是档案类。档案分公、私档案两种,对于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宗法关系和阶级关系颇有价值。四是地方志类。地方志是记载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社会生活、历史变迁、地理沿革、风土人情等情况的书籍。
    尽管史料如此丰富,但其中真正的直接史料并没有很多,甚至在某些方面已存很少。因为历代统治阶级为了便于统治顺民、为了避讳、为了愚民,就采取了有意烧废涂改,如秦始皇烧六国史书,从《史记.始皇帝本纪》中就能看出,史书是必烧的范围,而诗书百家除博士官以外其他人不得私藏,所以史书大多消失了,研究先秦史常常被史料不足所困扰。唐代修纂《晋书》成而十八家皆废,以及清朝改《实录》,焚毁**(jinshu),加上牛弘所论“书有五厄”,还有乾隆大兴文字狱等等,使得古代典籍幸而保留到现在的,比起汉隋唐宋《艺文》、《经籍》志上所录的,已不及十之三四。
    一般在史料选择上的方法或原则,要重视史料来源的真实性,要求选取第一手(原始)史料。但说句实话,我们今天只能凭信间接史料窥探古代体育史之真。甚至可以说,能用好、用全间接史料就很不错了,但最好能尽量读到直接资料。当年司马迁写《史记》取材很广,他当时拥有不少直接资料,加上他“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史记”的刻苦与求真精神,所以《史记》可信度很大。《史记》中记载有骑射、武术、举重、摔跤、武礼、宫廷体育、民间体育,多达数十种,是体育史研究不可缺少的珍贵史料。
    从事体育史研究很有必要学一些辩别文献史料的知识,辨别史料十分重要,辨别清楚哪些是直接史料、哪些是间接史料,使我们能对历史的认识和判断更加准确无误,一条史料的真伪或理解的准确与否可能影响对一个人物的评价,影响一件事的评价,影响体育史的编写。辨别得准确,使我们对历史事件所下的结论趋于公正、令人信服。那么如何做到对史料合理利用,做到史论结合论由史出,如何做好对多种史料进行甄选、辨别(不取孤证)的工作?下面举一些例子,便于大家学习:
    一是在纸上材料中,如雍正年间的曹秉仁写的《宁波府志》叙述张三丰创内家拳的一段:“张松溪,鄞人,善搏,师孙十三老。其法言起于宋之张三丰,三丰为武当丹士,徽宗诏之,道梗不前,夜梦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遂以绝技名于世。由三丰而后,至嘉靖时,其法遂传于四明,而松溪为最。”曹秉仁写张三丰这一段是依据《王征南墓志铭》而成,所以可以判断为间接史料,然而《王征南墓志铭》是黄梨洲所作,所以《宁波府志》所载虽然不可不信,但也不能全信.鉴于此,我们在研究张三丰创内家拳时,仅仅依据《宁波府志》是不足为据的,应当在继续研读《王征南墓志铭》的基础上,对王征南以上内家拳继承者要追根溯源,那样得出来的结论可信度就更大一些。
    又如康骈《剧谈录 潘将军》:“京国豪士潘将军,住光德坊……忘其名。识京兆府停廨所王超……超年且八十,他日,过胜业北街。时春雨初,有三鬟女子可十七、八,衣装褴褛,穿木屐,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 从“忘其名”、“识京兆”等词句来看,这段史料是间接中含有直接因素。
    二是属于亲历、亲见的,如明人王士性在《嵩游记》中说:“寺僧四百余,武艺俱绝”,演出时“拳棍搏击如飞。”所谓“嵩游记”是作者游历嵩山所记之事,故可判断为亲见的史料。
    明田汝成所著《西湖游览志馀》中记录体育的内容不少,诸如走线之戏、踢球、赛龙舟、棋类、搏击……等。书中写有:“苏州黄勉之省曾,风流儒雅,卓越罕群。嘉靖十七年,当试春官,适予过吴门,与谈西湖之胜也,便辍装,不果北上,来游西湖。”文中有“适予”句,是“正好我”的意思,“与谈”是指与黄勉之交谈,很明显这是作者亲历亲见的。
    岳飞的孙子岳珂编著的《金佗粹编》说岳飞“二十从戎,大小凡一百二十战,皆以少击众。”孙子写爷爷的故事,属于“亲闻”和 “亲历”的。又清代新安王自成等写的《liuhe拳谱》序中说:“拳之类不一,其端不如创自何人?惟(liuhe)拳出于山西龙(隆)凤姬先生。……余从学郑氏,得姬氏传,……。”作者是****liuhe拳的传人,这也是属于亲闻的。
    史料中像上面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以上所举例子是比较典型的,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况,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史学观点,将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进行,尽一切可能选取客观、公正、正确的史料。 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多查找资料、根据作者当时的情景、社会环境多角度分析思考。从表面上看,“XX县志”、“XX府志”,大多为间接史料,也有少量是作者亲见的。判断亲历、亲见的史料,一般要注意史料中的“余”、“予”、“闻”、“余从……”、“余适……”、“余闻之……”、“吾闻……”、“闻……”等语,因为“余”和“予”是文言文中的第一人称代词,相当于“我”。但在读时要注意“余”和“予”在句子中出现的节点、前后接续,切不可见到“余”、“吾”和“予”字就轻下结论。
    史料的“直接”与“间接”辨别和运用,应当到实践中去学习和掌握,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上是自己从事体育史研究的一点经验,不知能不能起一个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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