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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网刊2013年第6期
 
红色的记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术活动

2013/11/27 16:38:44 浏览次数 1154  

摘要:6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日战争中人民群众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以武功保家卫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本文以零星的文史资料勾勒出前方硝烟弥漫,后方习武正忙的景象。研究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中,武术以其独特的军事实用技能,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从军事上看,武术是锻炼将士体能的好方法,是弥补军队武器装备不足的必要补充,是近距离杀敌的有效手段。从传统上看,武术是强身自卫的技术,是军事的必要准备,是文化的传承。
关键词:武术活动  红色  抗日战争时期  保家卫国

The Red Memory:Activity of Martial Art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ang Shouya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453007

Abstract: The anti-Japanese War, over sixty years ago, is a great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which could determine the whole Chinese nation’s life and death. In the war, the masses who defend our motherland by Wushu and establish the immortal feats play an imperative role . The scenes of thick with the diverse climate of gunpowder in the battlefront and rear business with Wushu-practicing are outlined in this thesis using few documentary and  history  files. What the study tells us is that Wushu has contributed specially during the years of revolution in its unique and practical military skills. Form the aspect of military, Wushu is the best way to train soldiers’ physical fitness and the necessary supplement to make up for the defect of weaponry. Also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kill enemies at close quarters. In conventional viewpoint, Wushu is a technique that can build up and protect your body,which would be a necessary preparation of  military  and  a  inheritance of culture.
Key words: the activity of Martial Arts; Red;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Defend our motherland

    提起抗日战争,我们的耳边立刻就会响起那雄壮激昂的《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清了敌人,把他消灭!冲啊!冲啊!杀!”这首歌曲是由上海青年音乐家麦新根据 “二十九军大刀队”为真实素材而创作的。[1]这首歌曲中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革命军民用武术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情景,也反映了当时革命根据地习拳练武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它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年代,前线的将士们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浴血奋战、誓保家园;而后方的民众则摩拳擦掌、积蓄力量、习武练兵、待令即发。在当时,敌我双方军事武器装备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中国的传统武术派上了用场,前线的将士们利用战斗的间隙,习练长矛大刀,在白刃格斗中发挥了实战作用。后方的民众以武强身,以武御敌。这一切成为这时人民打击日寇的共同行动。

1、 革命军队重视武术在抗战中的作用
    1927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并先后开辟了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作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努力“发展赤色体育运动,养成工农群众的集团精神与强健体格,适合阶级斗争的需要,”以“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2]中共苏区的领导同志积极带头参加体育活动,如闽南根据地的领导郭滴人、邓子恢、张鼎臣组织过拳术馆、“铁血团”等武术团体,吸收更多的民众参与习武练兵,不断增强军队的战斗实力。其中的“赤色体育会”负责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普通操、器械操、拳术、球术、田径赛、劈刺、竞争游戏”等运动。[3]为“造成活泼、敏捷、生动、钢铁似的军队”,结合军事训练的武术在红军中备受重视。如拳术、摔角、刺刀、劈刀,再加上跑步、爬山、跳跃障碍、投掷手榴弹、过独木桥等,训练效果明显。
    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规定,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工作,“武术”为其中之一,当时苏区红军各师俱乐部体育组中设有四个股,即武术、田径、劈刺、球术。武术股以开展拳术为主,劈刺是以劈刀和劈枪为主,同时提倡以角力训练搏杀技能。[4]这些内容经常在集会上作表演。据老红军铁军同志回忆,在红军中,每逢“三•一八”事变周年、“五一”劳动节、“十月革命节”,部队都要进行纪念活动,同时举行文艺体育大会。在体育运动会上,少不了刺杀、舞刀、打拳等内容。[5]这些技能是每个红军必备的。1931年苏区的以彭湃、杨殷两位烈士命名的军政学校的训练科目中,就有“打军拳”。所谓“打军拳”,就是徒手防卫、擒敌的适用拳法,在早晚训练时,先打军拳,既热身又提高实战技能,然后再练刺枪、投弹等科目。在练兵习武的过程中,最有特色的要算红25军,以练猴拳为主,它是由会会武的战士传授的,以练就赤手空拳制敌的本领。
    1933年,福建红军在永平寨战役胜利凯旋之后,福建军区召开了有红军、地方武装和劳苦民众参加的运动会,比赛项目中就有打拳、劈刀和刺枪等内容。1934年湘赣军区政治部发出通知,为了锻炼铁的身体,提高军事技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决定举行全军赤色体育运动大会。规定:“劈刀”为红军部队军事竞赛项目;“杀梭标”为地方赤卫队竞赛项目。可见,当时的红军队伍对武术是相当重视的。据老战士回忆,在当时,如没有战斗任务,就练习刺枪(40势,共57下)和劈刀(10余势,60多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条件仍然非常艰苦,但军事训练活动中少不了武术内容。据马海德在《忆延安时期条约活动》一文中写道:“耍大刀,军队训练时有这门课,然后象滚雪球一样,由军人作教练,把民兵、老百姓组织起来,成了全区的运动。以后还组织这个项目在运动会上进行比赛。”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每天下午,人们都参加身体锻炼,“对面群山四周的高原上,一片红军拼命练习拳术和大刀的叫喊声”,都听得非常清楚。关于武术在当时军事训练中所占的比重,可以从1938年三边分区“八一”建军节自卫军检阅时的武器装备情况可见一斑。其中城市区、二区、四区的锚子(长矛)、大刀、土枪、铁叉分别占96%、95%和95%。
    陕甘宁边区在体育活动的开展上,提倡“中国化、大众化和军事化”因此,武术在边区文化娱乐、健身活动中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边区开展的武术活动丰富多彩,既有力量训练的举石担,石锁,又有各种拳术和刀、枪、剑、叉等器械。同时还开展了射箭、摔跤比赛和表演。用于强体祛病的太极拳、八段锦等也得到推广。二是女子武术活动蓬勃发展。苏区时虽有劳动妇女参加的劈刀比赛,但为数不多,而延安时则很多妇女都参加了习武活动。女子自卫军的主要武器就是板刀和红缨枪。三是武术的表演与比赛相结合,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在边区的一些大型运动会上,“劈刀”和“刺枪”,往往被列为团体竞赛项目,并有打拳、劈刀、摔跤的表演。[6]
    1937年的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工农红军改制为新四军。[7] 新四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活跃在大江南北的一支革命军队。这支革命军队在极其艰苦的敌后斗争环境中,坚持开展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强健每一个指战员的身体,锻炼革命军人的体魄,培养战场上决战的健儿”[8]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1938年,新四军进驻皖南,此时由于军事环境相对稳定,军队中的体育活动得以开展。上自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下至一般新四军将士都参与各种体育活动。活动内容分两类:一类是结合在日常生活、战斗中,不拘形式;一类是举行不同规模的体育运动会或单项比赛。[9]其中武术是各次比赛或表演的必备项目,多数是以单人和集体的拳术、刀术形式出现,追求其武术的军事功能。而挺进于江南的第一、二、三支队则根据中央关于新四军应立即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的指示,陈毅率第一支队、张鼎丞率第二支队先后离开皖南岩寺东进苏南敌后。在日本侵略军、伪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包围下,他们只能利用休整空隙开展力所能及的体育运动。由于部队流动性大,体育活动表现为分散、小型、多样,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的特点。利用稻场练兵操、刺杀,进行爬竿训练以便攻打碉堡,开展游泳训练便于侦察工作,练摔跤利于白刃战斗。[10]1939年5月30日,新四军在安徽泾县云岭山下的中村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运动会。拳术表演和大刀对劈成为多数将士的基本技能,受到了军部副参谋长兼教导总队长周子昆、军部处长张经武、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称赞。
    1942年9月9日,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毛泽东给重庆《新华日报》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进一步指明了体育为当时民族战争服务的正确方向。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武术发挥着重要作用,弥补了我军编制扩充与武器装备不足的弱点。从军队的建制看,无论是红军,还是新四军、八路军都同样大量的配备和使用长矛和大刀,而且真正地发挥了武术的军事实用技能。人们习惯将所向披靡的大刀称为“红色大刀”。关于大刀这种落后兵器在我军的使用问题,也有过不同的认识。如1939年前后,因为部队发展很快,新四军军部修械所奉命停止仿造步枪、刺刀,要专门生产大刀和长矛。不久叶挺军长发现这种情况后,下令恢复步枪和刺刀的生产,他说:“敌人使用飞机大炮,我们却用大刀长矛,这不是白白送死,让敌人取笑我们?”但是大刀的生产并没有停止。因为只有它的产量和成本才足以迅速武装新编的部队,而对于严重缺乏枪械和弹药部队是一种必要补充。新四军各师始终都把大刀作为军事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要求从师首长到普通战士,人人都熟习大刀,这在后来的多次战斗中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八路军、新四军在大刀的使用战术上,常用的一种战法就是一把大刀加上一支驳壳枪,远者枪打、近者刀砍,使日寇望刀兴叹。实战中,大刀对日军构成了威慑作用,或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2、 抗日民众以武功来保家卫国
    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日战争中人民群众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以武功保家卫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前方硝烟弥漫,后方习武正忙。以浙江以南地区为例,浙南是南拳的发源地之一,在民间有深厚的基础,在浙南革命根据地数十年的斗争中,武术发挥了它的特殊作用,为发展革命势力,保卫革命成果,做出了贡献。浙南地区在1924年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1927年后,在党在领导下,农民武装暴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1930年,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1934~1935年间,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浙南是留在南方8省的14个游击根据地之一,一直坚持了艰苦卓越的长期革命斗争。
    由于浙南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离党中央较远,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往往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孤军作战。利用各种可能进行的形式隐蔽自己,积蓄力量,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与敌人进行不屈不饶的斗争。武术运动就是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而开展起来的。1927年担任瑞安县肇平垟村支部书记的李英才就是远近闻名的武术名师。在瑞安、永嘉一带,以教拳行医的名义隐蔽自己,巧妙的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团结贫雇农,组织农会,发动二五减租,建立赤卫队,向当地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行坚决的斗争。[11]抗日战争起,国共两党宣布第二次合作。但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协议,消极抗战,积极反共。1940年4月起便公开向浙南革命根据地猖狂进攻。武术在浙南党的对敌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李英才牺牲后,其儿子李平在瑞安县委委员、东区区委书记陈文征的领导下,以教拳的名义在东区一带进行底下革命活动。曾引起敌人的怀疑。一次是陈文征被国民党特务追击;另一次是李平被逮捕,二人都是以一身武功而安全逃脱。
    当时的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武运部长林军中都是武术好手。郑海啸全家习武,其子郑子雄、女儿郑明德烈士,都曾练就一身好功夫。为了对付国民党便衣的迫害,从县委、区委到武工队队员,都在他们亲自教授下,苦练武术技能。这样,就能在不利的情况下取得主动权,更好的打击敌人,保存革命力量。[12]浙南特委机关在对敌斗争的艰难岁月中,坚持了以南拳为主的集体武术锻炼。在节日的庆祝活动中,武术表演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早期的闽西苏区群众体育活动也是较为丰富的。普遍开展的有田径、武术,有拳术、双打、舞剑、花枪、关刀等等。中共龙岩县委通过开展武术活动,在各馆内先后发展了大批有一定武功的党员,秘密农会会员。1928年3月4日,闽西最早的一次武装暴动——后田暴动,就有龙岩县东肖区后田“青年武术馆”的馆员参加。[13]其他的地区也有相似的做法。在苏区共青团、少先队和儿童团中最主要的训练内容就是武术。1930年9月1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组织闽、粤、赣三省模范少先队总会操,武术列为会操的主要项目,其内容为拳法和棍法。1932年湘、鄂、赣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学生公社组织法”中明确规定,体育委员会要组织学生练习拳术、刀术,以及学生体格健康。当时少先队还以营或连为单位设立以娱乐体育文化教育为目的的“列宁室”。列宁室开展的活动中,武术是主要内容之一。在当时流行的“少先队员练身体、强壮活泼好武艺,争当红军后备役……”等歌曲,就是对少先队开展武术活动的真实写照。[14]
    在儿童团的俱乐部里,也设有运动组,开展的有长枪、梭枪、木棍、射箭等项目。1932年,苏区儿童团总检阅时,持有长枪、梭枪、木棍的队伍,威武雄壮,整齐划一。从检阅现场到瑞金城,宛如一条长龙伸向远方,展示了儿童团作为后备军的坚定信念和强大力量。在1940~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等科研教育机构经多次搬迁后,最终落脚在四川宜宾李庄镇。国术历来是李庄镇开展广泛和活跃的体育项目,不但镇上很多人喜欢练习刀术、棍术和拳术,各种刺、劈、杀的动作有着很强的观赏性和战斗性,而且镇上经常将其用于表演。国术从一方面表达了广大民众忧国忧民、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愫。[15] 在《知识青年从军办法》和《优待知识青年从军办法》等条例的指导下,“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正式启动并迅速升温,[16]李庄同济大学有300多名学生报名从军,其中包括留学英国的考古学博士吴金鼎、从德国归来的工学博士杨宝林教授。军训的内容主要是队列、短跑、急行军、越野、投掷、搏击射击等。这些内容也成为当地学校体育课的学习内容。如延安中央党校学员开展的体育项目中还有太极拳。有的学校还把武术中的“小红拳”、“花枪”等列为体育学习内容。在运动会中也多有武术表演。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大批难民流入桂林,他们缺衣少吃,天气又寒冷。体育界组织发动赈灾义赛,捐款捐物。为激励前线将士奋力杀敌,保卫国土,桂林城热烈开展各种球类义赛、国术、歌舞义演活动,筹募钱物慰劳军队。后来又两次组织“劳军团”、“慰问团”赴往前线慰劳将士。极大地激发了将士的革命斗志。1942年后方各省,如四川省、湖南省、浙江省、福建、广东、陕西、江西、甘肃、湖北、贵阳市等省市民众教育馆增设国术部门调查、研究推广、组团访问、举办表演以及在陪都等地进行国术、摔角竞赛等。[17]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激情。
    由此可见,在革命战争年代中,武术以其独特的军事实用技能,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从军事上看,武术是锻炼将士体能的好方法,是弥补军队武器装备不足的必要补充,是近距离杀敌的有效手段。从传统上看,武术是强身自卫的技术,是军事的必要准备,是文化的传承。

注释
[1]张宪文,关于抗日战争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M],参见涂文学、邓正兵主编,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
[2]侯方明、陈青,抗日战争中武术凝聚民族精神的社会意义[J],搏击•武术科学,2006(11):19
[3]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俱乐部纲要,1934年4月颁布
[4]林伯原,强壮活泼 浴血杀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年代的武术[J],中华武术,1992(5):18
[5]武江生,赤色体育的光辉——闽南革命老区之行[J],体育文史,1991(6)57
[6]林伯原编著,中国武术史[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4:445
[7]新四军,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0月2日,国民党当局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将分布于湘、鄂、赣、豫、皖、粤、闽、浙8省边界的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中编制在一起。中共中央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任政治委员兼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陈毅;第二支队司令张鼎丞;第三支队司令张云逸(兼);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全军共1万余人。
[8]项英,开展全军的体育运动,抗敌报[N],1939-4-30,引自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61
[9]洪彬,抗战时期新四军体育活动纪略[J],体育文史,1992(4):24
[10]严梅君、李宁,略论新四军体育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J],体育文史,1991(6):50
[11]叶琛,武术与浙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J],浙江体育史料,1982(3):14
[12]叶琛,武术与浙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J],浙江体育史料,1982(3):15
[13]武江生,赤色体育的光辉——闽赣革命老区之行[J],体育文史,1991(6):56
[14]林伯原,强壮活泼 浴血杀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年代的武术[J],中华武术,1992(5):19
[15]赵丽萍、张杰,抗日战争时期李庄体育活动特点探析[J],体育文化导刊,2005(12):64
[16]陈代俊著,发现李庄[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334
[17]吴文忠,国民以来国术发展史实纪要[J],中华国术(第一卷),1987(2):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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