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中医学院体育部  郭科伟  郭科跃  邮编 450008

    在上个世纪中期，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新术语：社会资本。大家纷纷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感兴趣，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良好的教育、安全和谐的邻里关系
等都有一定的关系。但研究最多的是研究社会资本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大量证据表明社会资本对人体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多方面有正向作用，同时能够抵消不良生活行为对健康的种种影响。

1  社会资本的理论基础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首先引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他的着眼点为由于个体参与社会组织而积累的资源，并把它界定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
    詹姆斯•科尔曼是从功能角度来界定社会资本的：“社会资本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是义务与期望、存在于社会关系内部的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以及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罗伯特•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集体水平的资源。
    一般认为，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主要是由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这三位著名学者建立起来的。无论后来的学者如何用社会资本进行相关研究，基本都没有超越他们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

2 社会资本在健康领域中的应用
2.1  社会资本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尽管社会资本理论本身存在着争议，但是许多文献指出了三条比较合理的机制来解释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健康。(1)Cohen认为社会关系是通过免疫系统施加作用的。控制了一系列混杂因素，他发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网络对病毒性呼吸道感染疾病起保护性作用。②社会资本的水平与影响健康状况的行为相关。Lindstorm发现在社会资本低的社区与低水平的体育活动相关；Kawachi的研究也表明低社会资本与高水平的犯罪率和自杀率相关。③社会资本与一个地理区域提供医疗服务能力有关。Hendry等研究了美国22个大都市统计区域，发现住在高水平社会资本的社区居民更少的报告关于医疗可及性的问题。
2.2社会资本对健康的积极作用
    社会资本可以为个人提供各种物质支持：也可以为人们提供所需要的情感支持，如鼓励、同情和友谊等等，以减缓或排除其心理障碍，使他／她能够进行正常的生活与工作。从社会资本的不同分类角度来说，“纽带，社会资本(bonding capital)能够强化现存 的支持网络，“桥梁”社会资本(bridging capital)能够通过社会网络拓宽潜在的可能性；社会资本的结 构性成分(structural)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提供对各类机构的可及性，降低生活事件的消极影响， 提供进一步的支持；认知性成分(cognitive)比如社会信任和共同的价值观，可以增强社区内或者社区间的安全感和自豪感。
    许多研究都证实了社会资本与健康之间的关系。Loche and coolligan(1986)指出社会隔离严重的人几乎是那些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人的死亡率的四倍。 Kawachi(1997)研究了社会资本与收入不平等以及死亡率的关系，发现收入不平等性对死亡率的影响受社会资本影响，尤其是信任度水平。Kawachi(1999)研究表明低社会资本地区的人群更有可能获得低的自感健康，即使控制了个体危险因素(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缺乏医疗服务、吸烟以及肥胖)。Markku(2001)对芬兰的一个双语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瑞士语社区比芬兰语社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而且具有更高的自感健康评分。
2.3社会资本对健康的消极作用
    波茨曾鲜明地指出了社会资本的消极功能。第一, 阻碍同一群体之外的其他人获得为该群体控制的特定社会资源。第二，个人所属的群体或社区的封闭性，将会阻止成员的创新能力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整个群体从社会资本获益是以牺牲和限制个人自由为代价的。这一点也被有关研究所证实，例如 Subramanian(2002)发现了一个复杂的多层次交互作用，在信任度较高的社区，具有高水平信任程度个体获得较高的自感健康的评分，低水平信任程度的个体获得较低的自感健康评分，因此说明社会资本并不能从社区水平上集体地加强个体地健康，只是有助于那些信任程度高的个体，那些信任度低的个体在该社区看上去好像健康状况更差，这一结果也与普特南在2000年地的研究结果一致，他发现联系越紧密的社区对那些不能融于社区的个体越不能容忍。
2.4 社会资本与健康之间没有关联的研究
    由于社会资本概念的混乱，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发现社会资本与健康之间有关联。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Kennelly(2003)在对一个跨民族水平进行的分析中，他们并没有发现社会资本的各项指标与群体健康有任何强的正向关系，他们当时是利用的参与和信任这两个指标测量的。Hyyppä and Mäki(2001)表明参与活动越多并非与自感健康有关系。

3 社会资本的测量
    在健康领域，通常大规模的研究往往测量社会资本的一至两个维度(经常测量的是信任和组织会员，或民事参与)，只有小规模的专题研究才可能以更历史性、综合性的方式测量。目前在健康领域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的测量一般都是依据普特南的定义来进行测量的，包括公民参与和信任程度。   
    事实上对这些测量指标并不是为所有人所赞同。 Cattle(2001)调查了伦敦东部一个贫困地区发现对大部分居民而言参与并不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0nyx and Bullen(2000)认为人们可能在许多背景下,找到他们的社会网络但其他的人并不一定发现，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相互联系的方式是不同的，他们测量社会资本的问题包括更多的因素比如容忍度，社会公德等。需要注意的是以上都是对社会资本间接的测量方法，它并不直接涉及到规范或信任，而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测量方法也应该不同。此外不同的研究，研究角度也不同。有的是从宏观角度出发，主要集中研究国家、州水平上的社会资本(在美国)或较大的地理范围，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累积个体对信任和公民参与的问题的回答到宏观水平：从微观角度出发的，主要研究组织和个体间社会联系和信任的水平，从微观角度上更容易得知构建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和可能的影响机制。

4  社会资本在健康领域研究的局限性
4.1  社会资本概念的混乱
    虽然社会资本具有强大的解释力量，但由于在社会资本的界定上至今仍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认同观点，这导致了在整个研究工作中缺乏系统性和不同学科之间缺少相互的沟通和互补。而且研究者并不清楚社会资本究竟是怎么产生的，社会资本是如何增长的，如何对拥有者产生回报或是如何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资本。
4.2  社会资本的数量问题上还存在模糊的认识
    在社会资本的许多概念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组织活动。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组织都是类似的，而且对社会资本而言并不是都具有相同的作用。定性研究表明，表面上相同的组织实际上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而且对参与者的影响也不同。英国的定量研究同样也发现不同类型的网络对成员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因此只是简单的测量参与组织的数目是不完善的。
4.3  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不一致，以及缺乏信度和效度检测
    考虑到理论上的模糊性，并不难理解有关的测量指标存在很多缺陷。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关于社会资本的存在。许多研究受到质疑是因为无法清楚的描述他们的指标与社会资本理论模型的真正关系。这种失败归因为大家倾向于从数据中寻找指标，通常这些数据是为了其他目的而搜集的，因此缺乏测量信度和效度。同样，通常利用的基于累加的个体水平的资料的指标，这种累积往往不能真正地抓住群体特征，更不用说那些真正对社会资本有重要意义的特征了。
4.4  资本在解释健康方面的能力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弱的
    目前对社会资本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社会资本与自感健康、死亡率、精神健康等指标相联系，这些关于健康的指标要么过于局限，要么太主观，因此并没有真正解决社会资本影响健康的机制问题。

5  社会资本在中国健康领域的应用
    目前对中国社会资本在卫生领域的研究比较少。有影响的主要有：陈迎春，发现社会资本在合作医疗的监督管理中具有极为重要且广泛的作用：张里程，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参与新型合作医疗支付意愿的影响的研究；王健，综述有关社会资本和健康的重要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问题：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项目中，研究了社会资本与自感健康的关系，发现社会参与状况以及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与村民的自感健康之间均有着显著联系。
     尽管目前社会资本自身还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但是还是给健康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角度，而且有助于卫生政策制订者更好的制定相应的政策。社会资本自身的完善需要研究者不断努力，使其更好的为健康领域的研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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