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潘朝曦“运动有害论”的质疑和补正
李磊(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北京100190)
前言
潘朝曦教授在其新著《洪昭光“健康圣经”大颠覆》中(以下简称潘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就目前有关养生健体方面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文中不乏独到和精辟的见解,也对一些有不同意见的问题提出建议乃至批评,这都是希望广大群众更科学合理地养生健体,有利于人们更全面地认识这些问题。同样,对潘文关于体育运动的一些观点和提法我们有不同意见,在此提出来供大家参考,欢迎潘教授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对本文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因为,让更多的人能够生活得更健康幸福是我们共同的目的。
一.我们讨论的运动是哪种运动
在洪教授和潘教授的书里以及本文里要讨论的显然是体育运动。然而体育运动的含意也相当广泛。我们从运动项目的基本特点来讨论,将其分成两大类,即健身运动(含康复运动和休闲运动)和竞技运动。
竞技运动是指按照一定规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或集体的运动能力,以创造优异成绩和获得胜利为目标的训练和比赛。我国从事竞技运动的人主要是职业运动员及各级体校培训的学员。据体育总局的估计,我国各运动队在册运动员约1.4万人,各级体校学员约数十万人。竞技运动以比赛带动训练,训练是为比赛服务的。运动员为了参赛就得调控身体状态来适应比赛的需要。如举重运动员常在赛前减体重,健美运动员要严格控制饮食,女运动员要调整经期,等等。特别是,有些竞技运动有身体接触,如橄榄球、篮球、足球、摔跤等,而拳击和散打更是以击打对手为得分手段,这种激烈的对抗都可能损害健康甚至引起伤害。然而竞技运动的惊险刺激、运动员高超的技艺和拚搏奋进的表现,深受群众欢迎,使它具有深刻的精神影响和巨大的商业价值。
健身运动是指广大群众在业余、自愿和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下,以增进健康、愉悦身心、预防疾病为主要目的的各种锻炼身体的活动,又称为群众体育或社会体育。随着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参加健身运动的人日益增多。2000年我国体育人口占总人口33.9%,其数量远大于从事竞技运动的人数[28]。康复运动是伤病人员在医生指导下,为增强身体机能、恢复生活工作能力而进行的运动。它要针对病情按康复计划严格控制运动内容和运动量,还必须有及时的医务监测。而休闲运动则是以游戏娱乐和调节心情为主的体育活动,运动量一般都很小,如下棋打牌等。
总之,健身运动的强度从轻微到中等乃至很强, 除康复运动者需医生指导监测外,一般人都可自主选择运动项目、运动时间和运动量,因此,它和竞技运动有着巨大的差别。
潘教授要对洪教授书中所提的运动发表意见,当然要搞清楚这运动的含义。其实很简单,洪教授在其书中所说的运动,源于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维多利亚宣言”里所推荐的健康四大忠告:“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世界卫生组织不是国际奥委会,“维多利亚宣言”的起草人都是医学专家,他们推荐的自然是大众化的健身运动,而不是竞技运动。在我们的讨论中,必须要区分健身运动和竞技运动,否则就会把少数人从事的竞技运动的特点加到亿万群众参加的健身运动头上。所以,在下文中提到的运动,若不是特别说明,都是指健身运动,而不是竞技运动。
二.要分清运动和运动不当
我们做任何事情,若是做得不当,就可能适得其反,出现不好的结果。吃饭不当会噎着或咬破舌头,严重的会得病甚至危及生命,闹饥荒时突然大量进食就能撑死人,但我们不能说吃饭有害。在冬天,衣服穿少了会感冒,甚至引发肺炎或其它重病,但没人说穿衣有害。走路时不小心会摔跟头受伤,但我们不能说走路有害。运动也是如此。运动不当(潘文中反复提到的运动过度仅仅是运动不当的一种表现)会损害健康乃至造成伤害,严重的会导致死亡,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正确和不科学地从事运动。我们不应该把不当运动的恶果归罪于运动,因为运动和运动不当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可是,在潘文中却屡屡将这两者混淆不清,用运动不当的结果来论证运动有害,这样对待运动未免太不公平。
潘文P.185小标题2写的是“运动过度降低人体免疫功能”,文中举出几个例子。第一个是Berkett关于马拉松运动员跑三小时后NK细胞活性的研究;第二个是Lambert等关于不当运动后T淋巴细胞的研究;第三个是Tomasi关于越野滑雪运动员在剧烈训练期分泌型IgA浓度的研究;最后一个是Tnarp关于游泳运动员在比赛期分泌型IgA浓度的研究。所有这些例子都是针对竞技运动员的,其结论与广大群众的健身运动无直接关系,不能用来论证“运动有害”。
下面,潘文在小标题3写的是“运动对人体的其他不利影响”,紧接着就写道:“运动不当除对人产生上述的不利影响外,还有报道称,过度运动可导致...”,引文是高欣的论文《过度运动对大鼠海马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影响》。标题中的“运动”变成了后面的“运动不当”以及“过度运动”,实际上已经转换了概念。后面分别引用的佟强、王召运和刘洋的三篇论文的标题中都明确写出了“运动过度对...的影响(或导致...)”,因而都是对运动过度结果的研究。在这里,运动和过度运动这两个概念多次混淆,其后果是把过度运动可能产生的不良结果(有三篇论文是谈对大鼠的研究,还不能直接移用到人)都归结于运动,从而得出“运动有害”的结论,这样的论证并无说服力。
此外,潘文还写道:《中国医药健康保健网》载文指出:由于肌肉的运动“会使肌肉的需氧量急速增加”.我们知道人只有一个肺,呼吸的频次也有一定的限度,因而氧的吸入也有一定的限度,既然“肌肉的需氧量”急速增加,分配给大脑肝脏等器官的氧必定减少,从而“使大脑肝脏等器官的血管”应急收缩,“以便将血液供应给四肢之用,这就造成了这些器官在这个过程中处于相对‘缺’氧状态”,从而损害内脏,“对健康有害”(P.176)。
我们在该网上看到数篇内容相似的文章,现将其中一篇题为《过度运动伤身害体》的论文的头尾部分原文复制如下:
运动，是健康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过度的运动却对人体带来负面影响，科学证明,“轻量运动”才能收到最好的强身健体之效。
生命在于运动，但无论什么运动，应适可而止，太多太激烈，对身体无疑是一大伤害，尤其对职业运动员或每天进行激烈运动的人来说，运动分量的拿捏更不能失准，否则利未见而弊先显。
(……中间内容省略……)
举凡充满着爆发力的剧烈运动，例如50或100米短程赛跑，较容易伤害人体。由于这些运动会使肌肉的“需氧量”急速增加，使大脑、肝脏等器官的血管“应激收缩”，以便将血液供应给四肢肌肉之用，造成这些器官在这个过程中处于“缺氧”状态，对健康有害。
如果进行剧烈运动的时间太长，不但迫使四肢肌肉与大脑和五脏六腑“ 争氧”，也造成人体新陈代谢长期处于旺盛状态，缩短了人体细胞分裂的周期，加速肌体器官组织的磨损与衰老，从而导致生命提早结束。
针对过度运动有害健康的状态，目前已有：“中量程度运动”、“轻量运动”、“轻体育”等,其中以“轻量运动”最能收到强身健体功效。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上述论文讨论的问题是“过度运动伤身害体”,例子说的是“充满着爆发力的剧烈运动”,结论是“过度运动有害健康”,最后给出的建议是“轻量运动”。这些都与“运动有害”的结论无关。潘文所写的大体相同的理由,在此文中都提到了,但结论却很不同。究其原因,还是没有区分运动和运动不当,混淆了两者的实质。
类似的情形在潘文中屡屡出现,这表明作者对“健身运动”、“竞技运动”、“过度运动”以及“运动不当”经常是同等对待的,从论述到举例到做结论,都认为它们含义相同。这是一个关键的失误。
三.对几例运动猝死的讨论
谈到“体育运动过度之害”,潘文首先提到的就是运动性猝死,并以朱刚、曹春鹏与“近年接连发生的在北京马拉松比赛中的运动员死亡”为例子(P.183),而在P.163又提出了问题:“为什么美国排球女星海曼会在体育运动中暴亡?”我们对此来作具体的讨论。
朱刚是四川佛兰排球队队员,2001年1月3日在绵阳训练中发病,经华西医大确诊,他患马凡氏综合症,其胸主动脉的夹层动脉瘤破裂,抢救无效死亡。该瘤并非肿瘤,可以用微创腔内隔绝术医治。曹春鹏是青岛海牛二队队员,2000年10月21日于全国青年足球联赛中发病死亡。由于家属不同意尸检,死因未查明。海曼也是因马凡氏综合症发作去世的。1986年1月24日,她效力于日本大荣商号队,在日本女排联赛中为队友加油,倒在运动员席上。在郎平的散文《怀念我的好朋友――海曼》和自传《激情岁月》中曾提到,海曼身体不好，有贫血病,1982年世锦赛时曾晕倒在领奖台上。
马凡氏综合症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全身结缔组织疾病,涉及到骨骼、眼和心血管系统,患者外观上看身材高大、肢体过长,很容易被篮排球队选中。此外,患者还有高颧、长头、鸡胸等特征。该病是运动场上危险的隐形杀手。1988年国际疾病分类学会公布了此病的临床诊断标准,在选材时可将该病患者排除,选后还可在体检时发现,从而避免悲剧发生。徐昕的课题组成员“曾通过心脏二维超声检查发现国家女排前主攻手XXX患有马凡氏综合症,而及时通知有关部门加以正确处理,从而避免了类似美国海曼那样的悲惨事件发生”[12]。湖北武穴篮球运动员小吴在比赛时马凡氏综合症发作,主动脉血管瘤瘤体随时可能破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医生为他及时替换了病变血管和心脏瓣膜,避免了另一场悲剧(2008年5月5日《长江日报》第3版)。这都表明马凡氏综合症所致的运动猝死是可以预防的。
从1981年以来共举办了二十七届的北京国际马拉松赛,总共发生了三例猝死,2004年2例,2005年1例,受到各界的特别关注。2004年的这位大学生,赛前未受过马拉松训练,无相关知识和经验。2004年的那位老者,每周游泳4-5次,每次约2小时,跑过半程马拉松,成绩为两个多小时,赛前两周曾对家人提起过胸口发堵但未重视,在距终点100米处发病。2005年发病的那位年青人只练过五千米和一万米,在第27公里处倒下[13]。这三个病例明显都是运动量超过心脏负荷极限所致。要知道许多专业马拉松运动员跑完全程都需近三个小时,一般业余选手大都需五小时以上。只跑过万米或两万米的人要把运动量从一小时或两小时突然增加到五小时,这就严重违反了循序渐进的原则。长跑训练中,距离从万米增加到马拉松,以每五公里为一个台阶要跨越七个台阶,达到45公里后稳定一段时间,身体才能适应马拉松赛。美国著名长跑教练维吉尔认为,马拉松运动员至少要经过7-8年的专业训练才能参加比赛，比起其它项目，马拉松运动员的积累过程是最长的。马俊仁将擅长于跑1万米的运动员培养成马拉松运动员,用了5个月的时间,已经创造了世界奇迹。我们的业余长跑爱好者却想一蹴而就,一下子就跨越七个台阶,是对身体破坏性甚至是毁灭性的使用,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他们对马拉松跑的难度估计过低,对自身体能估计过高,用违反运动科学原理的方式来参与运动。表面上看他们是倒在马拉松赛的途中,而真正的原因,是在于违反运动科学原理参与运动的行为方式。其实,只要有一定的长跑科学知识,他们的不幸都完全可以避免。
潘文还提到库珀先生的崇拜者猝死(P.168)。这来自库珀的朋友胡大一先生健康讲座中的一段话,原文如下:
库珀先生特别痛心地讲过一个故事，他的一位“有氧代谢”的忠实崇拜者在一天晨练长跑时，倒地猝死。后来查明他的运动量超过了极限，他有冠心病的基因，几代人中都有死于冠心病的先例，他就是一名不稳定斑块破裂形成血栓的受害者，所以库珀特别强调先体检再运动，特别强调有氧代谢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持续而温和的运动(胡大一,“谨防过度运动 ”,百度网《健康讲座》)。
从这里我们就了解到,这位猝死者是死于冠心病,若事先作体检,其猝死也完全可以避免。
海曼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还要议论此事,这本身就表明运动猝死很少发生。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断看到各种非运动猝死的报道,例如:广州律师颜湘蓉、海南教师冯推积、吉林教师王辉等倒在讲台上,德州企业家苗建中猝死家中,香港富商陆增鏞浴室发病,特型演员古月蒸桑拿时倒下,而某相声演员则是倒在洗手间里,特别是著名演员高秀敏、武打明星李小龙、短跑名将乔伊娜、社科院萧亮中等,他们什么事也没做,在睡眠中安静地离开人间……。我们还看到更多的在公交车上、在马路边、在公园里猝死事件的报道,而更大量的在家中或医院里发生的猝死无人报道,也不为众人所知。没有人把猝死归因于讲课、蒸桑拿、如厕、乘车、走路,更没有人归因于睡眠,为什么人们把运动猝死和运动本身作特别密切的联系,甚至不理性地对体育运动反感呢?
我们认为,媒体大量报道体育比赛,体育明星被广大群众高度关注,是重要的心理原因。与此同时,电视台的直播让亿万观众亲眼目睹了明星猝死的全过程,又通过视听极大地加强了效果。例如,电视台反复播放喀麦隆足球明星维维安·福在比赛中发病的镜头,还用慢镜头特写多次将情景再现,广大观众的精神和心灵受到莫大震撼,使运动猝死给人们留下永远也无法磨灭的阴影。正因为如此,研究运动猝死的专家们在论文中才多次提到运动猝死对开展体育运动的负面效应[4,6,7,11]。可是,在进行学术讨论和科学研究时,我们毕竟不能感情用事,还是应该对运动猝死作冷静分析,这也是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我们在此也郑重呼吁,为了死者的尊严和生者的心理健康,请电视台不要再播放这样的镜头,因为电视要转播的是比赛而不是死亡。
当然,从事健身运动和做其它事情一样也有风险,要绝对避免不当运动以及由于不当运动所造成的运动伤害与猝死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能够尽量避免,并把它降到最低程度。
四.运动猝死并非运动之过
潘文在“体育运动的弊与害”这一节的开头有如下的一段话:“翻开报纸、杂志,打开电视,开机上网,有关体育新闻、体育明星、体育赛事、体育活动已充斥媒体,同样有关运动可以强国、运动可以增光、运动可以健身、运动可以驱病、运动可以健美、运动可以减肥、运动可以抗衰老、运动可以长寿,甚至运动可以壮阳、运动可以生孩子……,总之事事处处运动已无所不可,运动已充满我们的空间。种种信息告诉我们,我们不在运动中生存即在不运动中灭亡。运动果真有这么必要?果真这么神灵?现实中我见到的好多事实都让我对之表示怀疑。今天我就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来谈谈运动之害”(P.175)。
我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使信息量飞速增加,网络和媒体的内容鱼龙混杂,有少数人以各种名义用虚假宣传来谋利。人们也正在不断地认识这些现象,分辩能力在不断提高。全社会在这方面的主流是健康的,一些奇谈怪论还远远没有严重到要求我们在生存和死亡之间作出决择的程度。我们只要对现有的运动和医学出版物稍作了解就能知道,还没有医学和体育工作者发表过运动能治百病的论文。相反,大量的医学和体育科学出版物中一直在呼吁“运动要讲科学”、“要适当运动”、“运动能治百病是健身的误区” [37]。尤其是,只要我们稍作理性地思考,都不会把那些虚假宣传的恶果加到体育运动头上。人们从不因为有些医托以“某某老中医医术神奇能治某某病”来诈骗钱财的丑恶现象而指责中医,其道理相同。
既然要谈“运动之害”,那我们就来看看在潘文中“运动”是如何“有害”的。
潘文写道:“关于体育运动过度之害,研究的论文就更多,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运动猝死是文中讨论的第一个方面,其最后的结论是:“当然也有人认为猝死者可能原有隐性生理缺陷和疾病,但总其诱因皆为运动所引起,且人员不限于运动员。这就值得热衷于体育运动者和鼓吹体育运动有益者的猛醒和警惕了”(P.183)。
在这里,潘文论证了“关于体育运动过度之害”后,把运动猝死的诱因归结为运动,并且呼吁“热衷于体育运动者和鼓吹体育运动有益者猛醒和警惕”。文中再次把“运动”和“运动过度”同等对待。我们应该注意到,文中所引用的李之俊等的论文中的结论是:“运动猝死与运动强度和运动持续时间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剧烈运动引起体内儿茶酚胺分泌增多,使心肌需氧量明显增加,从而使心脏负担突然加重。但不能由此得出高强度训练或激烈比赛将可能导致运动猝死的结论。因为,导致运动猝死的内、外因素有多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16]。另外,潘文引用的杨发香等的论文主旨是对“超负荷运动引发猝死问题的分析与总结”,显然不是讨论一般意义上的健身运动。
我们查阅了国内医学和体育期刊,还没有发现把运动猝死直接归因于运动的结论。倒是有的学者明确表示了相反的意见。唐培指出:“年青无症状的运动员运动中死亡,不是由运动本身引起,而通常只是在尸检中才确定的心脏疾病的最早表现”[17]。徐昕等认为,他们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澄清把运动员死亡事件都归咎于运动训练本身的误解”[12] 。高原等认为:“发生运动猝死,多数都是‘正常’的运动死亡。所谓‘正常的运动死亡’,是指相对于已经发现的心脏等疾病,在平时没有被发现,而在运动中突然发作造成的死亡。造成运动猝死的事件多是这种情况,这些人群的死因主要是先天性或隐性的心肌炎或其它的心脏病患,而这些心脏疾病一般是在发作时才能检测出来”[1]。
运动医学专家们普遍认为,运动猝死的发病率不高,而且也是可以预防的。杨发香等认为,“国内近十年关于运动性猝死的病例报告总计不超过200例,与其它运动性疾病相比,其发病率并不算高”。他们还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运动前的心血管监测可预防运动性猝死”,同时还指出,“美国灾难性运动伤害研究中心的最新监测结果表明:1983-1993年期间,每年在百万运动员中平均1.16-1.45例死亡,其中心血管意外死亡占死亡总数的74%”。同时也给出:“Ades的估计,美国运动猝死率约为0.4/10万” [2]。大量文献和资料表明,运动猝死发生率是百万分之几的数量级,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我们来看一看它低到什么程度。美国每年约有数十万人死于冠心病,其中近半数为猝死。另据中山大学二院吴海东估计,1998年我国约有260万人死于心血管病,平均每天约7000人,其半数为3500人。我们把美国百万分之四的运动猝死率,借用于我国13亿总人口中33.9%的体育人口[28],可得一个参考数字:我国每天运动猝死约4.8人。这个参考数字和每天约3500人猝死于心血管病的估计数字相比较也足以说明:运动猝死数远远低于心血管病猝死数。
此外,专家们还注意到,剧烈运动与猝死有负相关的特性。唐培指出:“经常参加剧烈运动可降低猝死的发生率”。“经常活动量很小的人,剧烈运动中心脏骤停的危险与其它时间相比要大50倍;而经常剧烈运动的人运动中的危险只比不运动时大5倍。经常剧烈运动的人心脏骤停的总危险只是经常静坐工作的人的40%”[17]。这些结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运动猝死和消除对运动猝死的误解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运动猝死发生率低,也可以避免,关键是人们要有一定的运动科学知识。正如高原等指出的:“多数人片面地认为只要参加运动就对健康有益,殊不知,不顾身体发出的各种信号,一意孤行地盲目地进行运动,正是导致运动猝死的重要原因。所以运动猝死并不可怕,其发生的概率很小,关键是要注意科学锻炼身体,做到定期检查身体,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加强现场医务监督与急救,运动猝死是可以避免的”[1]。
五.低温、人体冷冻和长寿问题
潘文还谈到“人体冷冻”技术。该技术是把人在临终前实施快速冷冻,并倒置在充满了绝对温度77开的液态氮的钢罐内,以期在多年后医疗水平极大提高能使其解冻复活,从而延长其寿命(这里附带说明,77开相当于摄氏零下196度,潘文P.220说“1摄氏度=273.15开”是写错了;P.221说“地球是个水球,含有70%以上的水”也不确切,应为“地球约70%的表面为海洋覆盖”)。
潘文认为:“人体冷冻”是一门新兴的科学,与上述研究相似,也是研究体温对寿命的影响。俄罗斯科学院生化物理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此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们表示:“降低体温的实验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果将人的体温降低2℃,那么一个人便可多活120-150年(P.178)”。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潘文删去了介绍上述结果的俄罗斯科学家柳德米拉·奥布科娃随后的一段话:“果真如此,我们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活到700甚至800岁。但是,实验刚刚开始,所以现在向世人宣称我们已经征服了死亡还为时尚早。”与此同时,潘文加了一句话:“然而需特别指出的是,体育运动却正是做与降低人体新陈代谢率、降低人体体温相反的事。”接着,潘文就论述人体新陈代谢率提高后的坏处,以证明“运动有害”。对此,我们有不同的意见。
我国体育人口定义的标准是,用中等运动强度每周参加健身运动至少三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35]。我们按每周五次、每次四十分钟计算,则每周总共运动200分钟,仅是每周时间的2%。难道健身运动如此神奇,只用一分钟就能使身体在50分钟内提高温度?同时,我们还要强调,人的体温和新陈代谢率的现有值是经过几十万年的进化形成的,是适应地球环境而逐渐演变的结果。如今我们却要人为地干预它、改变它,那就不可避免地在生理性能上遇到一系列问题。例如,人脑在体温低时思维能力下降、人的神经中枢和运动系统在体温下降时会反应迟钝和能力退化、对温度很敏感的生殖系统在体温低时正常分泌改变、人体内各种酶的工作温度降低要造成一系列生化特性的反常……。所有这些都不管它们,只是一厢情愿地想着“降低体温使寿命延长”,而不考虑这种以人为的不正常的方式使有可能被延长了的寿命处于什么状态,这至少是片面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把一个人冷冻100年再复活,此人将要遇到的伦理问题、社会适应问题、记忆与现实脱接后的心理问题、一个世纪的知识空白填补问题,以及所携带的细菌和病毒在百年后复活引发的疾病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如何克服,至少科学家们目前还没有深入研究过。
另一方面,使体温短暂升高的事很多。除了体力劳动之外,吃饭、喝开水、炒菜、抱孩子、上楼、激动、唱卡拉OK、洗澡、看比赛甚至做恶梦,都会使体温短时间升高,人们每天做这些事的时间可能比参加健身运动的时间还要多(尤其是对于我国65%不参加运动的人[28]),按潘文的意见这都是在做“与降低人体体温相反的事” 。那么,这“降温”面临的诸多问题如何解决恐怕要成为更大的难题。幸好,这并不是我们面临的现实。
冬天里经常慢跑的人在运动后会有短时间轻微的畏寒表现,这是身体在消除疲劳并作生理适应性调整时的正常现象。经常运动的人在晚间睡眠时和白天工作时的体温差比从不运动的人要大,这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机能强,夜间只须保持较低的新陈代谢水平即可维持生命运行。从全天24小时来看,说运动升高了体温,这个结论是否成立至少还需做严格的科学论证。更何况用它来证明“运动有害”,其理由显然是很不充分的。
潘文认为,“能量有的可以补充,有的则无法补充。这种用了就少的能量大概就是中医所说的元精,或《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所说的‘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的阴气,耗完则止”。接着潘文把这比作开关一万次即报废的节能灯,又比作行驶总里程是30万公里的一部新轿车,并说“汽车发动机磨损多、报废快,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人亦同理”(P.182)。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人体有修复能力,如骨折、皮破都能愈合;人体有适应环境的调节能力,下丘脑体温调节器的功能就是例子;人体有适应性改变的能力,如常练哑铃可使肌肉粗壮有力;更重要的是,人有认识世界的无穷潜力,可以用智慧指导行动。即使是人体修复能力最差的牙和半月板,究竟使用多少次就“报废”,也并无定论。例如,美国45岁的迪恩·卡纳斯,每天只睡四小时,其余时间几乎都在跑步,已跑过16万公里,参加过数百场马拉松赛(北京晚报,2008年4月22日第20版)。这表明,半月板耐磨损次数的上限,远远超出日常生活和健身的需要。此外,延安市政协委员吴云清1980年已142岁,贵州的“中国长寿王”龚来发1994年已132岁,1953年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发现的最高龄老人为155岁,他们的年龄都远远超过潘文所说的“应享天年”120岁(见P.180)。他们的“报废”期如此之长就表明,“天年”的理论并不是普适的,至少还需要改进。
六.百岁老人中有运动爱好者
潘文在讲了“磨损多、报废快”等“运动有害”的理由后写道:“正因为如此,所以百岁长寿老人中不仅没有运动员,也很少有长年坚持体育运动者”(P.182)。我们认为,此结论不符合事实。
现代体育进入中国,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以篮球为例,在1895年12月8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的庆祝会上进行了篮球表演,与会者才第一次见到篮球,这是一百一十多年前的事。1924年上海成立篮球联合会,举办了中国的第一届篮球联赛,距今已八十多年。一百年前,在中国有机会接触或了解现代体育项目的人是极少的。在八十多年前的学校里连体育课都没有,1923年我国中小学才开设体育课。人们在体育不知为何物的条件下,所接触的只能是祖国流传千百年的传统体育项目。新中国成立后,普通老百姓才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触、了解和从事各种群众性体育活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广播电视的普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体育运动,然而在偏僻的地方,直到今天都还没有电话和电视。我们要求今天的百岁老人是运动员或体育运动爱好者,是不符合历史和国情的。
然而,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国的百岁老人中仍然有运动爱好者和长年坚持体育运动的人。长江大侠吕紫剑,1893年10月15日出生,是清末民初武林三大侠之一,现在是115岁。央视《夕阳红》、《东方时空》等栏目多次介绍过他的事迹。他不仅是全国健康老人金奖获得者和国家武术九段运动员,而且精通骨伤专科,治人无数。哈尔滨武术家刘志清,1885年1月出生,龙行门武术创始人,每日晨练的龙行大刀,有四尺八寸长,在98岁时曾为198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表演,他在过了百岁大庆后才去世。此外还有北京武术家袁敬泉,2000年103岁时还和徒弟推手过招,能连续讲课两三个小时。武当山龙门派李诚玉,2001年已132岁。在2005年已104岁的南京老人郭彩如,可用十根手指做俯卧撑,可双手抓住棋杆横着身体做“红旗飘飘”,央视《走近科学》和《小崔说事》等栏目都介绍过他的事迹。老人在告别小崔回家的路上遭遇车祸,五根肋骨骨折,一个月后就伤愈出院,亿万观众在电视上欣赏了老人的风采。
其实,百岁老人并非只有我国传统运动项目的爱好者,在从事现代体育活动的极少数人中,也有百岁老人。我国体育界元老王耀东出生于1900年9月27日,身高1米85,是二十年代的篮球国手,前锋,是我国获得1921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篮球冠军的功臣,曾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付主席,获“全国健康老人”和“全国优秀老体育工作者”称号,2007年已107岁。终年102岁的张学良,平生酷爱现代体育,如篮球,网球,高尔夫球,骑马和游泳等,在拘禁中仍然早起跑步,和赵一荻打网球和排球。1936年第11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举旗人黄丽明，当时她是中国代表团7名女运动员的场上指导,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主任,2007年1月已过了百岁寿辰。
此外,还有一批即将百岁的爱好体育的老人,如曾和刘长春一起训练的郭洁,参加过1936年柏林奥运会,2008年已97岁,是西安体院田径运动教授,1987年退休。安徽医科大学的解剖学家赵敏学教授,2002年已96岁,爱打网球,清晨起床后用八段锦健身,92岁时还在靶场练射击。
上述这些零碎的更不是很全面的介绍表明,说“百岁长寿老人中不仅没有运动员,也很少有长年坚持体育运动者”,是不符合事实的,更不能用这样的依据来论证“运动有害”。
顺便指出,为了论证运动员短寿,潘文引用了一家保险公司的统计资料说: “运动与健康长寿连接不到一块,运动有碍健康和减短寿命却依据不少。据《中国医药健康保健网》公布的资料:一家保险公司对6000名已故运动员的资料统计,运动员的平均寿命仅50岁,远远低于一般人的平均寿命-70岁”(P.183)。
稍有统计学基本知识的人都能发现,这个在互联网上被多处引用的结论是错误的。从6000名已故运动员的统计资料,只能得出这已故的6000人的平均寿命。该统计没有涉及到未参与统计的其他已故运动员,更没有涉及到健在的运动员,这家保险公司怎么能得出“运动员的平均寿命”呢?
七.关于一个感人的故事和康复运动
潘文谈到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位少妇为救她的丈夫,把自己的部分肝脏移植给了丈夫,结果丈夫死了。而令她一直不明白的是,丈夫术后一直坚持运动,为什么还会死? ”潘文认为:“我发觉我们很多善良人的医学知识是多么贫乏啊!对‘生命在于运动’的误解陷得是多么深啊!她不明白这运动可能是致死的一大原因”(P.171)。在这里,如果没有其它原因,那么我们从该少妇“运动了就不能死”的推理就能看出,这极可能是运动不当造成的悲剧,不能归罪于运动。接下来潘文更具体地写出病人们是如何“运动”的:“不少患了癌症的病人,放疗、化疗刚过,头发落尽,面色苍白,身体极度虚弱,就投入到轰轰烈烈、起早摸黑、几乎无休止的运动之中了。想想真是罪过,好多极度衰弱而奄奄一息的生命就在这样不息地运动和失当的治疗中不明不白地走上不归之路”(P.171)。
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头发落尽、面色苍白、身体极度虚弱”的人,如何能够投入到“轰轰烈烈、起早摸黑”而且是“几乎无休止”的运动之中,“奄奄一息的生命”如何能完成“不息地运动”。我们不知道文中具体所指的是何处何人,但我们完全相信,任何一个稍有科学知识的人都不会去组织、鼓励、宣传或从事这种违反科学原理的不当运动。这种不当运动,它不是使健康维持或改善,而是毁坏健康,摧残生命。
接着,潘文发出呼吁:“许多疾病因运动而导致死亡的国内外报道已经很多,我认为这不仅应引起运动者的警觉,更应引起一味推行生命在于(体育)运动的‘专家’们警惕和深思”(P.173)。
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明白,肝移植患者的治疗和康复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任务。由于要使用免疫制剂,他们的身体免疫力低,术后要禁烟酒,一年内不能接种疫苗,还要定期复查、终生服药和随访。在康复早期他们需恢复适量行走,活动不能剧烈,尤其不能做牵拉腹肌的运动,在从事康复运动前必需听取医生的意见,以制定合适的康复计划并确保安全。同时,在饮食和生活上也有一系列注意事项必须严格遵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身体和移植的肝顺利度过磨合期从而健康地生活。如果这位患者都认真做到了这些,他的不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许多康复者参加健身运动的实践证明,经过一到两年的康复运动和治疗后,肝移植患者完全可以参加适宜自身条件的健身运动,我国已有很多这样的健身爱好者成功地恢复了健康、增强了体质,也为其他器官移植患者做出了健身运动的榜样。国际上曾先后举办了十六届器官移植受者运动会,每届千余人参赛。在我国,中华医学会移植学分会和中国移植受者运动协会也于2004年和2006年举办了两届器官移植受者运动会,约五百人参赛。这是只有镀合金奖牌和一纸证书为奖品的运动会,但他们与病魔斗争的顽强拼搏精神和认真合理地锻炼身体的科学态度,同样使人心灵震撼!
应该指出,康复运动在患者战胜伤病、增强体质、恢复生活和工作能力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王嘉鹏在1993年12岁时因“7·23”空难甩落在芦苇湖中,腰椎暴裂骨折,脑挫裂伤,双下肢截瘫,头、脊髓、脾、肾、肠、膀胱受重创,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和北京博爱医院的抢救和治疗中,他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经过炼狱里的抗争战胜了死神,又通过四年的康复运动站了起来,还考上了挪威诺迪克世界联合学院,代表中国参加了第36届世界残疾人滑雪赛,获两枚金牌。他的事迹拍成电视连续剧,挪威王后和首相在剧中亲自出演(沈利萍,《妈妈再生你一次》,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年9月)。
彭水林,2006年3月因车祸骨盆和脊柱骶椎以下截肢,成为只有78公分高的半截人。他是目前世界上截肢部位最高、生存条件最差的患者。经布吉医院专家抢救,他战胜了死亡。又在半丁先生(黄建明)的鼓舞和帮助下,他振作精神,走上了艰苦卓绝的康复之路。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专家们,攻克了无先例、无资料的世界性难题,使他经过俯卧撑和臂力训练、假肢支撑、平衡和移动训练以及轮椅技术训练,终于站了起来 。这是世界第一例如此高位的截肢患者站立和行走,他们创造了世界奇迹。
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抗癌乐园,发起人是月退休金六百多元的73岁女工何开芳,1982年患子宫绒毛膜癌双肺转移。她和抗癌乐园的园民们用他们自创的“抗癌健身法”与癌症搏斗,“自救互助,乐观拼搏,综合治疗,战胜癌症”是他们的宗旨,前后有两三万人定期参加这里的抗癌活动,最长的“癌龄”已超过二十四年。另一位发起人56岁得肺癌,医生开胸后发现广泛转移又给缝上。他靠“抗癌健身法”和吃中药,又活了22年,终年78岁。他们建园十三年都租不起一间平房做办公室,直到2004年末,才由北京红十字会提供了三间办公用房。可是,他们在精神上是那样富有和坚强,因为他们拥有从康复、中医、心理等科学吸取来的智慧和力量,使医学无法治愈的晚期癌症不得不退却低头。在他们的自娱自乐活动中,从歌舞和时装表演时的风采你很难看出他们曾是被癌症折磨而即将离世的人。
所有这些催人泪下又激励人奋起的事迹,都凝聚着康复运动的巨大作用和贡献。实在是难以想象,如果要我们面对他们讲“运动有害”,我们如何开口。
八. 人的寿命和海弗里克极限学说
潘文在P.180写道: “科学家发现,人的组织细胞在人的生长过程中,要经过不断分裂。人的细胞一生总共要分裂50次,50次后即告结束,生命也就停止了。一次分裂后细胞的生命为880天左右,计2.44年,所以人的天年应为细胞分裂周期与分裂次数之积,即2.4年x50=120年。以此推算,120岁为人的应享天年”(见[24])。
这里涉及到在20世纪60年代海弗里克(Hayflick)等人提出的关于端粒体的学说,其主要内容为:人体成纤维细胞(human diploid fibroblasts,HDFs)在分裂时其端粒体逐次变短,最后耗尽,该细胞也随之死亡,而端粒体长度只够分裂40-60次,每代成纤维细胞成活时间约2.4年,于是可估算出人的寿命上限。我们认为,把这一类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作为一种科普知识介绍给读者是可以的,但不能作为科学论证的依据。对于这类正在探索中的当代科技前沿尚未最终解决的问题,下结论尚为时过早。作为生命科学的热点之一,人的衰老和寿命问题目前已有许多新结果,海弗里克极限学说只是多种衰老学说中的一种,而且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事实向端粒衰老学说提出了质疑[36]。有研究表明，人角膜内皮细胞的衰老与端粒长度无关[30];体外培养的人口腔角质细胞衰老并未伴随端粒的缩短[31];在增殖的人类细胞中，端粒缩短并不是细胞衰老的决定因素[32];在灵长目中，人类的寿命最长，而端粒却最短[33];相反，啮齿类寿命短而端粒长，在SCID鼠中端粒更长,即端粒缩短衰老理论在各动物种之间并不普遍适用[34];另外,也有学者发现人的神经元和心肌细胞等不分裂细胞其衰老与端粒毫无关系等等……;更何况人的衰老远比细胞衰老复杂,人体某些细胞尤其是非关键部位的细胞衰老并不等于是人的衰老[36] 。这方面的研究只是探索的开始,尚无定论,更不能用来论证“运动有害”。
九.鹿与狼的故事和生态平衡
潘文分别在P.164和P.197-198两次提到洪教授书中所讲的鹿与狼的故事。这个故事本身并不精彩,结论有些夸张,但其寓意在于提醒人们,过于安逸和懒散的生活会造成一些对健康不利的影响,也是出于好意。实际上在动物界由于食物链的作用生存竞争是非常激烈和残酷的。对于现代人来说,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而破坏生态平衡并最终影响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已成为当前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这已经不是故事,而是残酷的现实。
其实,央视已多次播放过“海洋馆鲨鱼减肥”、“圈养野马难产死亡”这类节目。动物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生存竞争对身体的影响消失了,动物赖以生存的运动能力大幅减退,从而得了与人类社会类似的“富贵病”,危及动物本身的生存。用这样的例子来警戒人们不要出现类似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大家还是有启发和教育意义的。
在动物社会中种群竞争的现象很普遍,“地中海鲨鱼”问题就是一个经典的现象。一次大战期间,在原南斯拉夫里耶卡港人们捕获的鱼中,鲨鱼比例剧增而供鲨鱼捕食的食用鱼比例却明显减少。鲨鱼食物减少却数量增多的“异常”现象使意大利生物学家戴安考纳(D'Ancona)困惑不解。1931年意大利数学家沃特拉(Volterra)与他合作,提出了著名的“地中海鲨鱼模型”,其解按四阶段循环变化,即鲨鱼因食物(食用鱼)多而数量增多-食用鱼因大量被吃而减少-食物少使鲨鱼数量下降-鲨鱼少了食用鱼数量增加。这四种情形相连而且周期性循环,从而用常微分方程组周期解及其稳定点的理论揭示了食用鱼和掠肉鱼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此后,渔民们采纳了沃特拉的建议,使用了接近稳定点的中等捕鱼量,从而获得了很好的收益。
人类对地球资源过度开发,破坏了环境,打乱了原有的生态平衡,最终地球惩罚人类,这样的教训太多了。过度放牧使草地沙化和鹰类迁移造成鼠患,过量砍伐树木使鸟类失去家园导致虫灾等等,要治理还得从我们的行为上找根源。现在人类面临着大量的生存威胁,如南北极出现臭氧空洞、厄尔尼诺和拉尼娜轮番肆虐、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食物和环境污染导致怪胎怪病剧增、飓风和海啸频发、生活过于悠闲使“现代病”和“富贵病”蚕食我们的健康、“三高”病低龄化使儿童得了血管硬化症等等。我们再不约束自己的行为,最后就要失去生存的条件,这样的现实是严酷的。
我们觉得若是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鹿和狼的故事,效果会更好一些。这样就能警醒自己,也就不用提出“野生熊猫养殖场,何不放上几只老虎,让熊猫繁殖也越来越旺起来”这样的问题了。(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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