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尊明
福建省厦门市华侨大学体育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 研究认为，在分析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时，研究者、官员甚至部分社会公众往往集中于以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及金牌总数第一为代表的成果层面，并毫不犹豫地做出模式成功的研判。而对于对整个模式的存在和可持续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原理层面、价值意义层面却极少探及。现行竞技体育发展模式认识及分析重心维度上的偏差，致使我们沉醉于以技术性的局部胜利等同于整个模式的全面成功；对直接物质成就的崇拜与陶醉，掩盖了成果获取机制上的不足与价值属性上的本衷背离。支配整个竞技体育发展的公共哲学表现为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生物进化“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泛化为竞技体育“胜优败汰”的基本社会准则。针对此种现象，我们需要对当代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做一个理性、全面和多维度的反思与审视，以指导我们的体育改革与发展实践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真正实现体育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根本宗旨。
关键词：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理性多维审视

1 前言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及金牌总数第一的巨大影响，我国现行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中国竞技体育的优势，已经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兴趣，一些国家积极借鉴我国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1]”。在体育学术界，在过去的近几年里，有一些学者也提出“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概念。所谓“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模式”，主要是指改革开放30年以来，从我国竞技体育快速发展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发展路径。如果我们对中国过去30年的竞技体育发展做一个客观地研判，中国的竞技体育发展历程，确实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模式。这个模式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体育发展道路，也不同于二战以后日本、韩国等走过的道路。相比起来，“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同亚洲的日本、冷战结束前的苏联和东欧“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更加接近，但也不能视为等同。这一模式的主体部分是我们经常谈及的“举国体制”，但却不能等同于这一模式本身。它不但包括维持这一模式运行的基本制度、实现形式、资源设施等，还包括该模式的成果产出、运行原理、模式运行主体相应的组织机构及内部所秉承、认同并实施的公共价值准则和文化等要素。尽管中国选择的并正在运行的这个发展模式，该用什么样的社会科学概念去描述，还存在一些争议。但这个模式的客观存在并且正备受关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分析层面及研判维度的界定
2.1当前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分析的主要特点
2.1.1从分析维度看，主要集中于物质性成果层面
    从现有有关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研究文献及政府相关观点言论看，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分析维度的单一，主要集中于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竞技体育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重要价值的分析和研究。
    竞技体育的大突破是“国运盛、体育兴”的最好诠释[1]。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竞技体育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从根本上说是举国体制的制度保障。我国自1979年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以来，一共参加了六届夏季奥运会，这正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参加的，一共获得金牌112枚，其中，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1992年第25届奥运会到2004年的第28届奥运会，共获得金牌92枚，占我国所有参加奥运会金牌总数的82%，从“第二集团”进入了“第一集团”。跨入新世纪后，我国在参加第27届、第28届奥运会中,共获得金牌60枚,占1992年以来我国参加历届夏季奥运会金牌总数的65%。这些数据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其一，尽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但我国的竞技体育实力和水平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超于我国的其他行业而实现了“优先崛起”，为提升国家影响力和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二，我国竞技体育实力的提升，参加奥运会金牌数量的增加，与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紧密相连,共同成长。而这两个方面反映的本质,则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生机与活力，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制度效能释放的结果。事实证明,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2】。
   在关于以竞技体育发展巨大成就来论证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合理性时，很多研究者都会附上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前提，然而，纵观字里行间却体现着“成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情绪，对掩盖于成果之下的实践却视而不见。
2.1.2 在对物质性成果获得机制的分析上，主要归因于“举国体制”优势
    在对物质性成果获得机制的分析上，研究者大多集中归因于“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举国体制”是20世纪80年代初国外报刊对中国体育体制的一种褒义的概括。后来在中国体育学术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主要是指中国体育事业在一定时期内，为了一定目标和需要，能够有效地统一、集中国家力量使某些方面迅速提高的体育发展机制及相应的一套组织机构等。举国体制其实是一个概念模糊的词汇。在实际使用中，这个词被用来描述中国现有的体育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在体育领域的延伸。
    我国的体育事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最重要的一条是体育体制使然，即一个强有力的举国体制【3】。举国体制是我国体育发展的有力保障，是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创新【4】。。50多年来我国的竞技体育事业取得辉煌业绩的最基本经验就是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所形成的举国体制[5]。“一个国家的体育体制对该国体育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它总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体育发展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6]。
2.2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分析层面及研判维度的理性界定
    基于对关于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研究文献及政府官员相关言论观点的分析，我们发现，从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最高端的体育行政官员到有影响力的体育学者，对现行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大多持支持态度，主要表现为以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竞技体育成就来论证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合理性或继续存在的理由。而在一般大众的观点调查中，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态度。在听到中超联赛“武汉万人大游行”的报道后，“这体制该改了”，连出租车司机都能说出这样理论性甚至学术化的评述，然而，在这义愤填膺的表述背后似乎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对大众而言，相对于那些短暂的自豪与激动，他们似乎更渴望在体育中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公民。在评价现行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对表面物质性成果的关注，还要深入研析这些物质成就的获得机制，即这些成果是以什么样的机制及怎样的综合社会代价取得的，才是决定这种模式成立和继续存在的基本理由；同时，模式本身基本的价值取向也必须符合体育所倡导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因此，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力图在成果层面、机制层面及价值层面，对我国现行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做一个全面、理性的审视与思考。见下图1。

    在时下的模式文化和认知形态中，一个原本仅具学术性质的“体制改革”一词，却被赋予过多的政治色彩而具敏感性。在笔者发表《论我国体育改革与发展中的“体制迷恋”现象》一文时，编辑就曾一再提到“体制改革比较敏感”，虽然最终发表并引起共鸣，但还是体现出在我们现有的文化认知中，学术与政治特殊而微妙的关系。记得在安德列•纪德的《访苏联归来》中，他说道“说假话，或以保持沉默的方式说谎，似乎是合时宜的。一直说假话以附和时宜，这对敌人太有利，对自己太残忍。真理虽然逆耳，但是它刺伤人是为了治愈它”。的确，出于热爱与责任，才会对我们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做出冷静理性的审视及切肤之痛的反思。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正是应该把那些人们只朦胧感受到、却说不清的东西，大胆地指出来了吗？只有如此，才能帮助我们恢复记忆，恢复反思，恢复勇气，使我们的竞技体育奔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3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理性多维审视
3.1在成果层面观判，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是成功的
    在最近，由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国内有一些官员开始将中国体育的“成功”归因于现行的体育发展模式的选择，同时也得到了某些学者的认同和支持，甚至在国际上也有部分组织、民众及政府官员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国内和国际上之所以很多人，不单是第三世界发展国家甚至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越来越重视“中国体育发展模式”，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单纯成果意义的发展领域，确实取得了巨大而实在的成就。从新中国成立时的体育百废待兴，到北京奥运会金牌总数第一，中国的竞技体育取得历史性突破和连续的超跨越式发展。1984年，新中国首次参加夏季奥运会，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取得历史性跨越；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赛事的组织与筹办不但赢得了世界广泛赞誉，更创造了金牌第一这一新的辉煌历史；我国在1980年首次参加冬奥会后，于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上实现了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运动员共获得世界冠军2137个，占建国以来总数的99%；创超世界纪录1001次，占建国以来总数的85%【7】。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中国过去30年的竞技体育成绩发展速度令人艳羡，虽然全球公众和相关体育组织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模式愈益关注，虽然一部分学者和相当一部分官员为还在借助奥运会的成功为这种模式不断地做成功的论证。但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一个模式的成功和可持续发展，成果层面的成功只是一种发展模式存在且可持续发展的“暂时”动力和倍受关注“表象”诱因。更为关键的是要让自己清楚也让大家明白这种模式运行的机制如何。也就是说，不仅要看这个模式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还要看这些成果是怎么取得的。
3.2 在机制层面考察，这种模式消耗了巨大的行政、社会成本，具有不可复制性
    与一位国外体育界的官员朋友谈话时，他表示“对于中国竞技体育的巨大成绩，确实非常显著且令人向往，但是我们做不到”。据笔者的调查，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而言，国外还仅仅停留在关注和兴趣的基本层面。谈到我国30年来在竞技体育发展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很羡慕。但是，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分析进入第二个层面时，即这些成果是以什么样机制及怎样的综合社会代价取得的，就很难得到其他国家的共鸣和认同了。
    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对现行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所抱有的巨大信心与自豪心态，很大程度上直接来源于对目前成果层面物质成就的崇拜。但当我们竭力克服并挣脱盘横于我们思想与思维系统已久的物质冲动，冷静地对这一模式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时，分析到掩盖于直接的物质成就之下的“机制层面”时，大多数人会发现很难再自豪下去。因为中国现行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操作过程和运行机制，涉及到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成果取得背后所支付的巨大的、行政成本和隐性的社会成本。
3.2.1 体育发展过程中的行政成本巨大
    体育行政成本是体育政府部门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消耗。由公共管理理论我们知道，体育行政部门作为国家政府部门的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是由庞大的不同层级政府机构组织构成的。建立这些体育政府机构，需要消耗大量的经济资源，如建筑楼群、办公设施、交通工具、日常耗材用品等等，体育系统对这一部分资源的消耗我们称之为体育行政机构成本；体育系统基本物质形态设施的建立与消耗只是体育行政部门存在的基础，这个机构的正常运行还需要消耗更大的经济资源，如体育行政办公费用、体育系统内部人员工资、奖金、培训及奖金等等，这一部分成本，我们可以称之为体育行政的运行成本；由于体育的事物属性与特殊的功能，体育行政部门还发起并负责一些特定的体育活动，这还需要专门消耗可能更为巨大的经济资源，如全国运动会、全国城市运动会、全国农民运动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还有我们刚刚举办的奥运会等等，对于某些特定的大型体育赛事及相关活动政府需要投入门专门的经济资源，这部分专门经济资源的消耗我们可称之为体育行政专门成本。
3.2.1.1体育行政机构成本巨大
    与世界上其它采用政府管理型体育发展模式的国家（如加拿大、日本、俄罗斯、韩国、法国、希腊、南非等）不同，我国是世界上极少数专门设立部级建制体育行政政府部门来全权负责全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国家。在基本的层级组织机构上，不但有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属单位的国家体育总局，还有各级各地的省市体育管理部门。各级各地体育政府部门都需要相应的单位建筑、办公设施、单位车辆、电脑、日常耗材等等。由于在此方面，还没有关于具体单位数量及工作人员的现实数据，所以，我们无法将其定量化的加以呈现。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各级各地体育行政机构成本巨大
3.2.1.2体育行政运行成本惊人
    前面指出，体育行政的运行成本是指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行所需要消耗的经济资源，如体育行政办公费用、体育系统内部人员工资、奖金、培训及奖金等。由于我国的体育管理系统组织庞大，这一部分成本依然相当惊人。据官方公布， 仅国家体育总局2004年的财政投入为8.8亿元（有文章指出为50亿/年），另外还有各地各级体育政府部门的财政投入经费，折算起来数目会非常惊人。
3.2.1.3体育行政专门成本
    体育行政专门成本是指体育行政部门还发起并负责的一些特定大型体育活动如全国运动会、全国城市运动会、全国农民运动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还有我们刚刚举办的奥运会等等所需要专门消耗的经济资源。我国是世界上举办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最多的国家，这些赛事活动的举办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在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中，由于多年“举国体制”的影响，在当代的中国体育语词概念系统中，“举”一词，已经由一种相对单一的、对竞技资源配置方式的表述，发展为一种深植于官员心智系统内部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文化。在“举”的意识形态下，使一个原本仅具有“轻重缓急”的多维价值体系极端化为一元化的体育价值观。为了贯彻“举”的发展政策，各级行政系统常常是不计成本的。县领导定下一个体育目标，往往就是“举全县资源”去做；省市定下举办一次全运会，就意味着“举省举市”动员落实；而奥运会的举办，那当然就是“举国”操办。拿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会来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举国体制”所消耗的专门成本做了绝妙的展示。我们举办了世界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届奥运会。官方正式公布的花费是448亿美元，这一耗资是2004雅典奥运会的4倍，2000悉尼奥运会的5倍还多。而这个天文数字还不包括“举国动员、党政军、工青妇、各行各业都让路”的统计外成本。如仅仅奥运开幕式上的鼓手队，就专门征招了一次兵，两年里全职操练。此外各级地方政府支持奥运，动员群众所消耗的经济资源也不在这一统计数据之内，因而，实际的花费可能远远高于这一数字。
    目击了北京奥运会的伦敦市长说，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预算在93亿英镑（约合174亿美元）以内。尽管英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弱：2007年它的GDP总值2.730万亿美元，是中国的83.2%；人均GDP是45300美元，是中国的18.4倍。因为民众不允许办奥运不计成本，他们认为还有更值得花钱的领域，如大众体育。第三世界国家愿意耗此巨资办奥运的政府不少，但他们财力不够；有财力这么办奥运的发达国家很多，但他们不愿意。
3.2.1 体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成本问题
3.2.1.1发展模式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社会公正是指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与准则，它与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相联系，并以此为基础,规定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规定着社会资源与社会利益成果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安排与合理分配。换而言之，社会公正表现为“给每一个人他所应得的”这种基本的形式。在谈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中的社会公正问题的时候，似乎不需要展开长篇累牍的分析论证，只需要提及既往的局部现实以帮助人们恢复暂时的记忆就已经足够。仅仅几个月之前，为国家体育场“鸟巢” 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最苦最累的农民工，待奥运会设施建成之后，他们便被迫要求离开北京。他们既没有在奥运会观看比赛中得到任何实在的经济实惠，也没有得到社会应当予以的精神上的基本尊重。举全国资源所得的巨大成果，除了电视画面上短暂的激动，似乎一切与公众无关。面对眼前的竞技体制环境，每一个人都感觉像彼此孤立的原子，无力、无助而又无奈。盘踞于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者顽固地乐此不疲，而一般公众大多凭借虚假的自豪、徒劳的愤怒或是漠视一切的态度继续各自的生活。
3.2.1.2发展模式中的社会人文关怀问题
    时间再推前几年，不需要镜头拉的太近，仅仅几个名字，就会让人忆起那些不安的过往。邹春兰、艾冬梅……早在2003年，《南方周末》就已披露“建国以来，累计退役运动员总数高达27.9万人；在这个群落中，因为年龄和伤病的原因而生活艰难者，显然会构成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除了一些较受关注的未安置事件之外，大多数事实都还沉默在不受注意的角落里。”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荣誉，贡献毕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回报。时至今天，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于是我们不难见到，某个冠军失业不久就在病痛和沮丧中去世；某个冠军因生活无着上街抢劫而锒铛入狱……。这些问题的解决，被一个又一个的物质性竞技目标所挤占。由于该模式对终极物质价值的过度追求，使得人文关怀极度匮乏。即使是某些个案问题的改善与解决，也是由于外界媒体环境的压力与敦促，而不是出于模式自身的自我修正。
    我们当然希望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多拿几块金牌，因为这是国家和民族的荣誉所在。不过这要有个前提，那就是维护运动员的个人价值和尊严。“邹春兰是我们竞技体育模式社会代价的集中体现，”吉林省举重运动员邹春兰退役后的艰难生活被媒体披露后，一位长期从事体育工作的学者这样评价。清华大学的一位学者在国外访问时，曾有人这样对他说：“你们以牺牲年轻人文化学习的权利为代价，换取一枚金牌的做法是欠妥当的。这样的金牌拿得越多就越不妥当。” 外国人的观点虽然片面，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竞技体育的社会代价太大了。
3.2.1.3现行模式对体育文化与意识多样性的抹杀
    在现行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中，不管是基本制度的制定与传达，还是某种特定活动的组织举办，一切都是自上而下。政府试图垄断一切，从市民观赛的基本鼓掌手势，到志愿者的微笑甚至奥运冠军的获奖感言，一切都是整齐划一。模式中的政府及其人员所传达的一切信息，都代表着高度权威，无孔不入且不容置疑。而整个模式中的个体也似乎对这一切已经习惯而习以为常，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判断，失去了主动的文化批判与反思，每一个人都是整体模式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元素，似乎可以随意替换。从奥运冠军获奖后的激动表情与语词中，我们似乎能够更为深切地感受到现行模式对体育认知文化多样性的抹杀。我们的冠军一至提到感谢领导并深表会继续努力，而看看美国的游泳名将菲尔普斯提到的却是他的母亲、宠物以及未来的生活。当政府垄断了一切语言、行动、文化以及未来的荣耀时，它也同时垄断了一切危险。模式中的政府变得紧张而敏感，经常将理应存在的、能促进模式进步的不同文化和声音刻意地理解为某种威胁，有时还需要故意夸大这种威胁，以证明坚持模式和他们自身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无论任何社会领域，其进步从来都是得益于不同观念与文华的并存。
3.3 从价值层面分析，这种模式与体育基本精神及价值严重背离
    体育运动中展现的体育精神是体育运动的最高产物,是体育运动的灵魂和精粹。体育精神反映着人类的价值追求,是人类优秀品格和崇高理想的生动映现,是人类社会珍贵的精神财富。
3.3.1体育精神基本价值取向严重扭曲
    体育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主体特有的一种活动，其所体现的体育精神内涵，在于它是体育活动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生命观的集中反映。体育精神的价值取向,是指体育运动中存在的、人们所共有的兴趣、偏爱和倾向性。重视人的自身价值，重视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是体育精神最为基本的内容。然而，现行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价值取向与体育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及社会进步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在现行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中，我们几乎丝毫看不到体育精神价值的痕迹。无论是那些还没有进入媒体视野的运动员，还是淡出人们视线的比赛冠军，还有更多的普通人，在这些所有的群体中，每一个人都是被动地向前，谁都感觉没有得到重视或者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更不敢奢望体育成为愉悦身心并促进他们全面发展的一部分。现行的模式，促使我们追求要举办一次规模“最”大的奥运会，一次历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一次邀请世界领导人 “最”多的奥运会，一切似乎都以物质上的“最”字为最高标准。30十年来。我们毫不怀疑地一直按照别人的意愿努力，却从来都不曾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
3.3.2支配整个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公共哲学表现为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生物进化“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泛化为竞技体育“胜优败汰”的基本社会准则
    在现行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中，我们给予“胜者”以太多的荣誉、羡慕、崇拜和物质性的奖酬，并且对于胜者的概念似乎也吝啬地停留于冠军层面，而对比赛的“输者”却又缺乏最起码的关注、同情和尊重。对竞技体育比赛实践中那些偶然、黑暗甚至无耻的因素却视而不见。人们对于高大胜者的羡慕与敬意似乎油然而生，而从不关注和思考他们之所以高大和胜利的原因。支配整个竞技体育发展的公共哲学表现为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生物进化“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泛化为竞技体育“胜优败汰”的基本社会准则。我们已经忘记，体育还有参与精神。对于胜者，我们可以饶有兴趣的视为“胜者王侯”，汲取他们身上努力、拼搏和顽强的意志以丰富自身；然而，对于败者，我们绝不可以当作“败者为寇”。
4  结论与展望
4.1结  论
4.1.1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及金牌总数第一的巨大影响，我国现行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4.1.2在分析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时，研究者往往集中于以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及金牌总数第一为代表的成果层面，并毫无犹豫地做出模式成功的研判。而对于对整个模式的存在和可持续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原理层面、价值意义层面却极少探及。
4.1.3现行竞技体育发展模式认识及分析重心维度上的偏差，致使我们沉醉于以技术性的局部胜利等同于整个模式的全面成功；对直接物质成就的崇拜与陶醉，掩盖了成果获取机制上的不足与价值属性上的本衷背离。
4.1.4仅在成果层面观判，我国现行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是成功的，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该模式确实产出了巨大而实在的成就；然在，在模式运行机制层面考察，这种模式消耗了太大的经济资源及综合社会成本；从该模式的价值意义层面分析，这种模式与体育基本精神价值严重背离。
4.2展  望
    如果说，中国现行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是历史的选择，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正面临着新的历史。回顾和反思中国竞技体育30年来走过的道路，我们既不能否认它的巨大成果，也不能忽视获得这些成果的巨大代价。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只有把这两个“巨大”都实事求是的置于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之中去考察，我们才能说这种模式是否是合理的和应该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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