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  安徽 合肥 ，安徽大学体育部，邮编：230039

摘  要：通过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加以归纳梳理，分析了梁启超尚武精神的思想渊源，可知中国近代仁人志士与日本的武士道文化对梁启超尚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分析了梁启超对尚武精神的宣传，并指出他的宣传与近代中国尚力思潮的形成紧密相连；分析了梁启超尚武思想的演变，并指出他的两次转变在东西方文化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因此，研究梁启超的尚武思想，为了解近代中国尚力思潮的发展变化与尚武文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关键词：尚武思想；尚武精神；思想渊源；宣传；演变；梁启超

     梁启超的尚武思想是围绕着“富国强兵”的时代主题展开的。自变法维新运动起，他先后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一些报刊上撰文倡导“尚武”精神，提出了“东侠”精神、“中国魂”、“新民力”、“进取冒险精神”等各种尚武思潮的观点；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为榜样，提出了“轻生死”的尚武观，鼓励中国人的“尚武”精神。所有这些，构成了梁启超尚武思想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梁启超在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比较研究中，着意从国民素质、社会风气、文化心理等方面，探求中国近代社会所以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原因，逐渐形成其以“新民”为主体的尚武思想的国民伦理观，从此标志着梁启超尚武思想的成熟。纵观其一生，梁启超可谓中国近代尚力思潮宣传第一人。 梁启超的宣传启蒙运动对中国近代尚力思潮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近代中国人真正意识到了尚武之重要。那么考察梁启超尚武精神的形成、传播与演变对研究中国近代尚力思潮的历史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梁启超尚武思想形成思想渊源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梁启超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学术根基，他依赖传统的精神资源来会通中西，从中寻找进取、冒险、竞争、尚武等新价值，以培育出新时代所需要的“新民”。在传统文化中，梁启超对墨学心仪已久，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启超幼而好墨，二十年来于兹”[1]81。梁启超在万木草堂跟随康有为求学期间，就好《墨子》[2]。他多次向其朋友表明自己对墨学的偏爱和喜好，认为自己是极崇拜墨学的人。梁启超号“任公”，就渊源于对墨学精神和墨子人格的钦佩。他认为，“任”是传统墨学的根本精神，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大无畏的奉献精神。在梁启超看来，传统墨学的牺牲精神和高尚人格，可以成为挽救民族危机和重塑国民性的精神力量。在《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梁启超对墨子和墨学做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欲备军国民资格者，不可不学墨”。在《子墨子学说》中，他说：“综观墨学实行之大纲，其最要莫如轻生死。……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墨学之轻生死则何以哉？”墨子“轻生死”的牺牲奉献精神，深深感染了梁启超。所以他说：“墨者的气象，所以能如此其好，大半是受墨子人格的感化。……直至秦汉之间，任侠之风还大盛，都是墨教的影响。”[3]由于梁启超等人的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形成了以尚武为核心的军国民教育思潮。在这一思潮中，墨学之价值，灿烂夺目，彰显于世，深得近代仁人志士的认同。“孔教近文，墨教近武”，这一儒墨比较，不仅表明了时人对儒墨的不同态度，同时也凸显了近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尚武的价值取向。因此，正是传统墨学中的这一伟大精神，才让梁启超首选墨学建构“新民”伦理的生长点。
1.2 康有为、黄遵宪等人的影响
    1890年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他在康有为的直接指导下，在万木草堂度过了四年的读书生活。在草堂，康有为以《长兴学记》为学规，提出了德、智、体三方面的内容。就康有为强调体操的练习，梁启超曾指出：德育有七，智育有三，而体育也是特别重要的[4]。梁启超对尚武的重视一定是肇端于此。梁启超后来认为他一生的学问均得力于此。
    在流日之前，梁启超在获取日本方面的知识上，主要是通过他的老师康有为和朋友黄遵宪。康有为的著作《日本变政记》和《日本书目志》对梁启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5。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候，曾把《日本变政记》作为授课内容。《日本书目志》收集了日本的书籍知识，涉及到了各个方面的内容，此书对梁启超的影响深远[6]。黄遵宪及在《时务报》工作的朋友对梁启超影响亦很重要。在梁启超初交黄遵宪时，黄遵宪对日本已经有很深的研究。他著有《日本国志》一书，梁启超在看到此书以后，对其大加赞赏，并恨见其太晚。梁启超认为通过此书“可知东瀛新国之情状”。在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有个日本朋友，叫古城贞吉，他时任《时务报》翻译，来自日本的译文多出自其手。在日常的交往中，梁启超从他那里得到不少日本方面的知识。康有为、黄遵宪、古城贞吉，他们所具有的日本与西洋知识对青年梁启超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对日本一直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在他未到日本之前，他企慕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崇拜明治的维新志士。在读过日本志士的《伟人传》之后，他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在这种情形下，他写下了第一篇关于尚武精神的力作——《记东侠》。在文中，他认为日本的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日本民族具有这种豪侠之气。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侠力精神在日本流行、蔓延，才逐渐形成日本民族精神的优良特征[7]210。
1.3  严复、谭嗣同的影响
    严复因为他的西学知识，在当时已有盛名。梁启超一定看过严复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原强》一文[7]60。在文中，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观点。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的高低，中国衰弱的根源就在于“民力已芥、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因而，富强的根本就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1895年《原强》是近代尚力思潮的启蒙篇。受其影响，梁启超提出了新民思想。他的“新民说”是在继承严复“三民说”的基础上，对提高国民素质有了更为全面的论述[8]。1896年严复完成《天演论》，并将《天演论》的初稿寄给梁启超看。所以在《天演论》未出版前，梁启超已经接受了“物竞天择”的规律。根据“物竞天择”的规律，严复认为一个民族的强大最好办法就是提高人的德、智、体三方面的素质；西方文明的发展基础就在于崇尚动的理想和进化的理想。受其影响，梁启超亦特别注意动的宇宙观和进化历史观。在1898年，梁启超在《知新报》上发表了《说动》一文。《说动》一文的主题是：整个宇宙充斥着一种宇宙力，万事万物——从小的微粒、至小的一滴水到人生、地球、宇宙，都充满了力，因力的作用，宇宙都在动息不定[7]97，有了这种力，整个世界生生不息。他将世界日新变化的源泉归因于一种强大的动力，相信人类社会也在力的作用下不断进化。梁启超的动力观吸取了严复的进化论观却又超越了严复的民力思想，那么他又是受到了谁的影响？那一定是谭嗣同。谭嗣同在1896年就开始撰写《仁学》一书，在写作过程中，谭嗣同不时与梁启超见面，与他讨论某些观点[7]99。《仁学》是谭嗣同在面临危难时交给梁启超，在谭死后由梁发表的，可见梁在此之前对它的内容和一些主要思想已相当熟悉了。谭《仁学》中的“仁”表示一种宇宙法则，或一种力[9]。由于“仁”的这种功能，能将宇宙万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种仁通的力量驱动着宇宙的生成与发展；当仁力发挥作用时，“万物昌盛、生长、成熟”。可知，梁启超的动力宇宙观与谭嗣同的仁力观是十分的类似。这清楚表明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是受到了谭嗣同思想的影响。
1.4  日本文化的影响
1.4.1 日本“武士道”的影响
    日本的武士道是鼓励梁启超提倡尚武精神的一个重要根源。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正赶上日本以俄国为假想敌人，帝国主义论充溢全日本。当时日本，无处不在宣扬 “武士道”精神，所见日本一般之国民，都充满了尚武精神[1]178。梁启超漫步而游，深为日本举国一致之尚武精神所感染。目睹日本军队，其尚武之精神使他肃然起敬。在这样的气氛感染下，他写下了《祈战死》一文。文章说：日本能“屹然雄立于东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他盛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认为正是“武士道”精神，成就了日本民族之魂，成就了日本明治维新。他指出：“欧日尚武，中国右文”。为了寻求中国之“武士道”，他抒写了《中国魂安在乎》。他说：“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梁启超开始呼唤中国的“武士道”精神，力图发扬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弥补中国国民精神的缺陷。梁启超以“日本魂”为榜样，鼓励中国人的“尚武”精神，把“尚武爱国”的理想当成救国的方向。
1.4.2 日本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广读书籍。当时日本有两位思想启蒙家对他的影响较深，分别是福泽谕吉和中村正直。明治维新时福泽谕吉通过广泛摄取西洋“文明之精神”，大力鼓吹西方近代精神，倡导日本走“富国强兵”与“文明开化”的道路[5]55。“富国强兵”是为了抵抗西洋侵略，而“文明开化”又是达到“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福泽谕吉认为若想获得西方“文明之精神”， 先应寻求其文明之本源，即从培养国民文明之精神入手[5]57。福泽谕吉鼓吹的这种“文明之精神”，对梁启超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这种文明精神的观点让梁启超耳目一新，他开始重新审视维新变法运动，批评清政府的“师夷制夷”政策。此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思考的着眼点不在制度的改革上，而是放在国民的教育上。他说：“多养人材是第一要义”；“一身独立”，一国才可独立，国民的文明化才是民族独立的基础。
    中村正直的启蒙思想主要强调基督教的精神对人的“君子人格”的培养[5]111。在他看来，基督教精神能造就仁人勇士，而仁人勇士越多，则国家就越强盛。基于这个认识，他认为要想“政体之一新”，必先是“人民之一新”。可以看出，中村正直与福泽谕吉一样，均认为，只有先提高了民众的素质，才能谈到其他。从福泽谕吉“文明之精神”到中村正直“人民先新”，梁启超从教育人民入手的的目标已经相当明确了。他十分清楚地感到，如果民众愚陋怯弱，涣散浑浊，则无论怎么样改革，终将无济于事。这样，国民之素质的提高，成为梁启超教育启蒙的重心。在“新国”必须“新民”的号召下，梁启超开始了他的民众启蒙工作。

2 “尚武”思潮的宣传
2.1 传播尚武精神
    梁启超在历史上的地位，体现在宣传思想方面。他宣传尚武精神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是在流亡日本之前在国内发表的几篇尚武论文；第二个是在流亡日本之后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的文章；第三是1903年从美洲归来他思想出现的变化。
2.1.1 鼓吹“东侠”精神
    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了一篇《记东侠》，文章鼓吹日本“任侠”精神。他认为日本作为强国兴起的原因正是来自日本民族盛兴的“志士”精神。他把这些“志士”称为“东侠”或“任侠”。1898年梁启超在《知新报》上发表了《说动》一文，相信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力的作用。这是在严复进化观影响下形成的动力观。在这个时期，梁启超只是通过报刊和朋友的介绍了解了西方的知识，这个时期他的思想还不够成熟。
2.1.2 “新民”思想的宣传
2.1.2.1 宣传尚武精神
    1898年梁启超初到日本，日本人尚武精神让他对“武士道”充满了敬仰。他通过创办《清议报》，发表大量研讨尚力精神的文章，诸如《说国民力》、《少年中国说》、《中国积弱溯源论》、《过度时代之英雄所必具的德性》、《祈战死》等[10]。梁启超在《说国民力》中指出：欧洲能够侵占全球，就在于欧洲国民力之发达。所以他说：“以国家来侵者，则可以国家之力抵之；而以国民来侵者，则必以国民之力抵之。国民力者，诸力中最强大而坚忍者也。”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梁启超考察了中国民力积弱的根源。他指出：“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之政术也。”梁启超认为正是中国专制体制造成了民智的滞窒、民力消弱、群民涣散。他把造成国民力衰弱的原因直接指向了专制制度。梁启超对国民性的剖析是在比较日本国民精神下产生的。明治维新成功的日本，是他效仿的榜样。随着对日本文化认识的深入，他发现日本民治维新是有“精神”的，而其中最令他瞩目的是“尚武”精神。所以在《中国魂之安在乎》、《英雄与时势》、《过度时代之英雄所必备的德性》等文中，他呼唤中国的“武士道”精神。由于梁启超的宣传鼓动，使“尚武爱国”的理想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方向。
    梁启超在传播国外尚武精神方面，尽心竭力，民族情怀跃然纸上。在《新民丛报》，他发表了一篇《论尚武》。在文中，从古代斯巴达到近代德国和日本，他用大量文字详述立国与尚武之关系，提倡尚武精神。他说：“斯巴达之教育，……婴儿之生，必由官验其体格，不及格者，扑灭之。生及七岁，即使入幼年军队，教以体育。……成年结婚后，亦不许私处家中。……虽老妇少女，亦皆有剽悍勇侠之风。……彼斯巴达一弹丸之国耳，……雄霸希腊，曰惟尚武故。……日耳曼民族，……国民岁及二十，悉隶兵籍，是以举国之人，无不受军人之教育，具军人之资格。……而德意志遂为世界唯一之武国，伟然雄视于欧洲也，曰惟尚武故。……我东邻之日本，务使国民皆具军人之本领，皆蓄军人之精神，彼日本区区三岛，兴立仅三十年耳。顾乃能一战胜我，屹然雄立于东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11]他从斯巴达、德意志、日本等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过程来分析，证实唯有“尚武”方可立国，唯有“尚武”方可独立，唯有“尚武”方可昌盛。
2.1.2.2 颂扬冒险进取精神
    为了找到 “尚武”精神，梁启超开始构建理想的新民美德，在他看来，那就是“冒险进取精神”。在《论进取冒险》中，梁启超把冒险进取精神当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他认为进取冒险精神有巨大的社会推动力。在他看来，近代欧洲国家事业的成功就是“进取冒险精神”。梁启超在文中回答了进取冒险精神有如此威力的原因。他指出，希望、热诚、智慧和胆力，为进取冒险精神的四要素，四者交相辉映，相互促进，因而产生无穷的动力，能助成功[12]。也正是希望、热诚、智慧和胆力构成了梁启超力本论的四要素。前三者是理性的成份，胆力最接近人类的感性。体魄强健，血气方足，血气旺盛，胆力越强；没有强壮体格，就不见胆力，体魄是胆力的基础。所以，体力与胆力是进取冒险精神的核心。《论进取冒险》是梁启超对“尚武”精神的具体阐述，在他看来，国家的立足、文明的维持是以“尚武”为基础的。他指出，国家没有“尚武”的民众和铁血“主义”，虽有文明、智慧、国土，国家都难以自立于世界之中。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反复强调进取冒险精神的重要性，不断地颂扬“尚武”精神。在《新民说》中，“尚武”精神成为新民目标的主要成份与新民途径的主要方式。20世纪初，梁启超的这种宣传，继承并丰富了严复的“鼓民力”思想，极大地助推了尚武主义思潮，同时对更新当时国民精神风貌极具“伦理革命”的价值，正是这种宣传使梁启超成为当时“舆论界之骄子”。
2.1.3 宣扬“轻生死”的尚武观
    当1903年考察了北美之后，梁启超的“尚武”思想有所变化。1904年后他发表了《中国之武士道》、《子墨子学说》、《余之生死观》等著作。从这些著作来看，他对“轻生死”的尚武精神给予了特别的弘扬。在《中国武士道》一文中，他大扬传统“尚武”之神德。在其序写道：“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他在本文中，上考孔子，下记汉初侠士郭解，从18个方面讴歌祖宗的尚武德性。梁启超认为武德者无不轻生死而重名誉；武德者，人类高尚之德性。在梁启超看来，“尚武”精神乃是内养“自由意志”、外养我大民族主义所需要的种种德性之首德，它是中华民族之魂。在当时的日本学说界，存在着重陆王学说、墨学的状况。陆王学说、墨学“轻生死”的牺牲奉献精神深深感染了梁启超。他认为，中国也应像日本一样强化军事力量，因此轻生死的尚武精神是必需的。可以看出，日本推崇的“武士道”精神融合了中国传统中陆王学、墨学中的“轻生死”观，形成了这时期梁启超的尚武思想。
2.2 阐发“新民”与尚武的关系
    梁启超在《论尚武》中，提出“欲养尚武之精神，则不可不备具三力”，即心力、胆力、和体力。他认为心力对一个人的精神至关重要。他提出革除大难，制定大计，均依据于个人的心力。在论及“胆力”中，他认为“惟有胆力者无难境”、“惟有胆力者无畏途”，如果我中华民族愤然兴起胆力，民族独立就会成功。那么胆力由何而来呢？梁启超在论及“心力”和“胆力”之后，着重论述第三力，即“体力”。他说：“有强固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梁启超在此论述了体魄与精神存在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先有强固的体魄，然后才有坚忍不屈的精神。在他看来，如欲坚固体力，必须克服文弱的传统，重视体育训练，“野蛮体力”。强体才能强国，古今伟人之所以开拓世界，“类皆负绝人之异质”，民族之所以强盛，“亦皆恃此野蛮体力”；一个国家，倘若“不讲体育，国将何赖？！”所以他指出，欧洲之所以雄霸世界，“靡不汲汲从事于体育。”面对他国强盛，中国人却是“种已孱弱，……终日伏案，闲置一室，绝无运动。”中国人喜欢耗“目力”而使眼睛昏花，“未黄考而驼背”；中国人一向以文弱为美，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少年，弱不禁风。”他批评国人不重尚武，而重文弱的文化习俗。对此，他号召“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要求国民磨练筋骨，“野蛮体力”，积极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少年体质，可以看出他对国民“体力”的重视。
    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提出的尚武思想有深刻的内涵。首先他认为尚武是“新民”的重要手段。在他看来，人才是立国之本，培养人才其责在教育，教育必须培养“新民”，“新民”才能“新国”。所谓培养“新民”，就必须致力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从而提高其国民的基本素质。尚武是“新民”所必备的基本素质，无尚武精神和能力在当时情形下也称不上所谓的“新民”。其次，关于“三力”论述中强调以体力为基础。梁启超认为欲养成国民之尚武精神，必须具备心力、胆力、体力。他从其西方生物学的本意上来理解身体与精神的关系，认为身体为人生之来源。所以关于尚武，他认为必须从体力开始，“有健康强国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只有强壮的身体，国人才有无畏之胆力，然后才有勇敢坚韧之心。
2.3 尚武精神的培养
    梁启超认为培养尚武精神需从学校体育抓起。他认为救国必须变法维新，要变法维新又必须改革教育。梁启超以立国为目的来兴学校，兴学校必须重视体育。他在《论师范》一文中指出：“光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其所教者有十七事：一修身，二教育，……十三体操”。他提倡在学校开设体操，以培养体力和尚武精神。在《论女学》中，他提出“欲强国必由学校”，并提出了“女学强则其国强”的观点。以日本为鉴，他开出了女学科目，同样主张开设体操课。在《论幼学》中，关于体育课，“习体操，略依幼学操身之法，或一月或两月尽一课，由师指授。”他把发展学校体育作为提高国民尚武精神的重要途径，这大大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尚武思潮，而且也促进了中国学校体育的起端与发展。

3 梁启超尚武思想的演变
    梁启超一生思想屡次发生转变，其中作为新民思想之一的尚武思想同样有着明显的变化。梁启超尚武思想演变与他的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3.1 启蒙时期
    在变法维新时，全国尚力思潮盛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他对日本充满了理想，日本的武士道让他向往。严复“鼓民力”的出现，使梁启超的思想出现了很大的进步。在严复“鼓民力”影响下，梁启超开始了“民力”思想的探索。在去日本之前，梁启超的尚武思想尚处于启蒙时期。
3.2 尚武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梁启超到了日本以后，广读西方知识，福泽谕吉和中村正直的“文明开化”让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觉得走维新道路是错误的。面对“文明之形质”的政治制度与“文明之精神”的教育制度，他放弃了走政治改革的道路，而开始了国民教育的方向。“一身独立”，一国才可独立，从此梁启超“新民”思想逐渐变得成熟。
    随着梁启超对“尚武”精神认识的深入，他在《新民丛报》中探讨新国必须新民的命题。在他看来，新民就是“新民力、新民智、新民德”，而“尚武”是新民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民丛报》第一期发表的《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一文指出：强国第一要务就是强民，强民必需强体，身体强壮，血气、胆力才能够强盛；身体虚弱，血气就干涸，精力不充沛，人就会变得胆怯、懦弱。梁启超把尚力精神作为国民思想的重要部分加以论述，可见他对新民力的重视程度。在《新民说》中，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论毅力》、《论尚武》、《论冒险进取》等，这一系列文章的出现，体现梁启超为新民而构建理想的尚武人格。在《新民说》中，他的尚武思想变得非常明确与具体，“尚武”精神已成为新民目标的主要内容。
3.3  尚武思想走向“唯心”
    当1903年考察了北美之后，梁启超的“尚武”思想出现了一次大的转变。日本“武士道”的牺牲精神与传统的陆王学、墨学中的轻生死观，受到了梁启超极力的吹捧。由于对“尚武”主义的过分崇拜，他提倡的“尚武”精神逐渐走向了“唯心主义”，“境由心造”成为他后期思想的总结。在他看来，世界万物都是心造，“心力”是宇宙最伟大的东西[13]。由于过分夸大“心力”作用，他开始轻视身体。他认为，要树立起“尚武”的生死观，必须深入到佛学的领域，使人之躯体归于虚幻，鼓励不断的精神轮回。这种轻生重死的偏颇的尚武观使梁启超变成了“力本论”思想的唯心主义者。
    由此可见，促使梁启超尚武思想发生转变的两次契机，是在他经历日本和美国之游之后发生的。他对尚武思想的态度仅仅是他思想的一种表现，在本质上其尚武思想演变走到了东西方文化认识的高度。梁启超从“民力”走向“民心”，在认识上似乎出现了偏差，但是他的尚武思想的前后变化并非矛盾的，因为在文化的高度上，他是一致的。在这个素不尚武的民族，若不先解决文化偏颇的问题，那怎么会有“民力”的产生？而此后的中国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答案。这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当下学生体质下降的真正原因。

    梁启超一生勤奋、笔耕不辍，著述丰富。纵观他在不同时期发表的大量著作，关注“国民性”可说是贯穿他终生的思想主线，而尚武精神是“国民”精神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梁启超以“新民说”为核心的改造国民性的理想迄今仍有着不可忽视的时代价值。正因为如此，更有必要从体育学的角度研究这位伟人，因为正是他广泛宣传了尚武文化的重要。2009年是梁启超逝世80周年，笔者从体育教育学的角度梳理了梁启超尚武思想，一方面来缅怀、纪念这位宣传伟人，另一方面从文化层次启蒙现代人对“体魄”、“体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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