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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网刊2009年第7期
 
探析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的转型——以解读“重庆大坪中学女足夺冠事件”为例

2009/7/10 11:09:26 浏览次数 4107  

赵亚斌
(浙江财经学院体军部,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竞技体育长期独立于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在当前我国社会的结构、观念正悄然同国际接轨的转型背景下,本文将通过解读“重庆大坪中学女足夺冠事件”来分析评价我国竞技体育的转型,结果表明: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虽然发展迅猛,然而其与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却没有同步和谐发展。竞技体育转型须转变传统举国体制观念、建立广泛群众基础的业余体育同时推动竞技体育重回学校教育。
关键词:转型;竞技体育;业余体育;学校教育
   

    2009年4月13日,一篇报道“重庆大坪中学女足勇夺世界中学生锦标赛冠军”的新闻,给陷入低谷的中国足球打了一针“兴奋剂”。但之后就有媒体爆出,重庆大坪中学女足实际是中国女足少年队,这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国外的媒体都开始关注此事。[1](以下简称为事件)。一次由中学生参加的业余性质的国际比赛,为何引起如此之多关注,这些关注反映出怎样的社会现象?通过分析这些现象可以对我国的竞技体育的发展与自我完善有哪些启示?

1 社会转型与竞技体育转型
    “社会转型”的思想是西方社会功能结构学派现代化理论的经典思想。西方现代化国家理论家习惯于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理想类型,然后从这种类型的反面去推导传统社会的特征。然而根据近40年来东亚一些国家与地区现代化道路,如日本、韩国等虽然在经济方面已达到发达水平,但他们的思维方式依旧是“传统”的。所以社会转型应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并非与“传统”告别,也并非是社会制度的转型。中国自上世纪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社会已出现结构性变化,也同时表现在: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正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正在从单一性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化。由此判断,此状态下的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西方社会学者将社会转型概括为:经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政治民主化、文化世俗化、组织科层化、观念理性化。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可以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观念转换;结构转换;机制转换。竞技体育作为依托于人类社会产生的一种具体文化现象,对其转型的探讨,离不开社会转型的背景,也应从以上三个层面而展开。

2 焦点一:“举国体制”传统观念受到挑战
    根据我国现行的《体育法》,我国的体育事业可以分为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三个领域。而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是其典型特点。“举国体制”的开创是以原国家体育委员会的建立为标志的,其社会背景是上世纪50年代。在我国实行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传统意义的“举国体制”是在竞技体育领域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表现,这种体制对于人力、物力、财力都相对匮乏的年代,集中力量推动竞技体育的普及和发展竞技体育的水平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由表1可看出,在可综合反映一国竞技体育水平的夏季奥运舞台上,我国竞技体育取得了辉煌成绩,我国体育健儿自1986年首次参加第23届夏季奥运会以来,获得金牌、奖牌数均在稳步中得到提升,到2008年本土举办奥运会时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即便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期,我国的竞技体育依旧保持强大发展动力,都离不开“举国体制”建立起的广泛基础以及其强大惯性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价值观转变,传统的“举国体制”意识也必将受到新时代各种新观念的冲击。在当今中国社会迅速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之下,加之现今世界经济日益全球一体化,国民的观念一定会出现理性化转型,其传统体制下简单惟金牌论的思维惯式难免会受到更多理性批判。从此事件来看,当一支业余运动队代表中国中学生取得佳绩后,媒体有足够理由去理性剖析。尤其当发现所谓中学生代表队竟然有许多不是该校学生的组成,传统思维下 “举国体制”的所谓优越性此时自然与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竞技体育精神相违背。面对日益全球化的思维,我们的“举国体制”内涵也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以丰富与完善。传统的“举国体制”的建立离不开当年苏联压倒性的示范作用,加之冷战思维的大背景,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体制作为保障以体现制度优越性。但是,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我们所面对的早已不是当年 “东西对抗”的世界格局,转型中的中国需要更快、更好的融入世界。自从我国加入WTO,我们经济体制的改革一直努力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进行自我的调整与应对。竞技体育可以视为体现一国经济、文化、体育水平的载体,也是西方文化所积极倡导公平竞争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如果我们的“举国体制”与之格格不入,不仅我们的竞技体育难以真正走向全球,我们的文化内涵也难以真正走向全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这种制度具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2]我国体育事业承担着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举国体制”优越性的内涵需要体现在整个体育事业当中,而非仅是竞技体育。然而,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16岁以上城乡居民有35%的人参加过一次或一次以上体育活动。根据1997年规定的我国体育人口的基本标准(即每周参加体育活动不低于3次,每次活动分钟30分钟以上,具有自身体质和所从事的体育项目相适应的中等或中等以上负荷强度者),2000年我国16岁以上的体育人口达到18.3%。将7-15岁的在校学生和武装力量作为当然体育人口统计在内,我国体育人口可占统计的7-70岁总人口的33.9%。从年龄段上看,16-25岁的体育人口数量,占该年龄段总数的33.4%;26-35岁的体育人口数量,占该年龄段总数的14.4%;36-45岁的占12.8%;46-55岁的15.3%;56-65岁的占21.7%;65岁以上的占22.2%。我国体育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两端高中低的U型分布。[3]这些比例都低于发达国家,但接近中等发达国家。[4]这些都显示在竞技体育由于“举国体制”保障而得到了大力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的社会体育、群众体育却远落后于竞技体育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竞技体育多是建立于良好的群众基础之上。完善“举国体制”内涵,笔者认为首先要更新观念,应做到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全面均衡的发展;其次,不妨可以利用现有竞技体育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推动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良好结合。第三,面对市场化、法制化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举国体制”同样要适应以市场为杠杆,以法律为依据,以一定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发展方式。

3 焦点二:专业与业余之争
    建国之初,在当时一边倒的政治背景下,我国竞技体育也是在参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下建立起了专业体育体制。经过几十年的运作,这种体制已经发展成为十分成熟的一套运行机制,我国按照运动员选拔、输送的渠道形成了初级训练层(中小学、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中级训练层(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竞技体校)和高级训练层(国家集训队、省市区体工队、解放军代表队)。在传统专业体制下,竞技体育的投资人是国家,即其运作经费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作为投资受益人的国家自然要享有回报。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由于利益主体呈单一性,这种回报往往是以体现国家利益、政治价值等形式为主。
    而西方竞技体育是构建在业余—职业竞技体育体制之上的。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职业体育的产生大体可以推至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并以英国为诞生地。职业竞技体育是在业余竞技体育基础上,并伴随竞技体育的商业化而产生的。[5]业余体育是相对于职业体育而言,所谓职业体育可以认为:参加者以体育为谋生方式,按市场经济规律来运作的竞技体育体制。业余体育则参与者不以体育为谋生方式。[6]在西方,大众体育的参与者大都是业余性质的。例如,在欧洲,德国著名的勒沃库森拜耳04俱乐部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并规模庞大的业余体育俱乐部,该俱乐部成立于1904年,现经营项目包括足球、篮球、田径、手球、柔道等14个项目。该俱乐部虽属于业余性质,但却拥有三支高水平的职业队。在美国,以橄榄球为例,隶属于NCAA(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属于业余性质)的高水平球队有600余支,运动员人数超过了5万多,加上NCAA下属高中阶段球员有将近百万人。正是由于这些广泛的业余基础,NFL(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成为美国最著名三大职业体育联盟之一。在此体制下,参与业余体育的投资人为个体,作为收益是获得或提高运动技能、提高健康水平等个人回报为主。作为收益的延伸性,其中的优秀者有机会进入职业体育,通过职业体育获得高额回报。
    此次事件中,参赛者都是中学生。欧美选手的竞技技能获得是通过个人投资参与业余训练而来。作为竞赛内容的足球项目而言,她们是通过个人投资,取得回报(即获得足球技能),又由于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水平较高的一部分人可以获得参加此次比赛的机会。虽然其代表的是某国家的某中学,但受益人仍是个体,因为其可以通过国际比赛积累更多比赛经验,提高技战术水平。即便这部分队员将来有可能走向职业化道路,这些经历的收益仍是作为其个体的。而我国选手,尤其是部分选手的“国少女足”队员身份,使得此次竞技比赛又被赋予了一定的国家利益。因为在现阶段,国家少年队仍隶属于中国足球管理中心下国家队建制,属于国家队的后备队、人才储备库。投资方是代表中国足球集体利益的中国足球管理中心,长远来看,收益方应属于中国足球。因此,在这一体制不对等的对抗中,尤其是在我们曾经取得过辉煌,而现在又处于上升期的项目上,可以一定程度反映未来成绩走向的后备力量成绩就自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就我国竞技体育而言,在转型期要加快体制转轨。笔者认为首先,要弱化国家投资的专业体制。通过强制要求职业队伍加强业余后备二、三线队伍建设的机制;弱化青少年的国家队建制,逐步改为国家引导企业投资为主,兼顾个人投资(赞助费、训练费等形式)的夏(冬)令营集中训练方式等。其次,强化国家对社会体育的投入,加大对民众的投资,例如,建立全民健身监测体系,加大群众体育设施建设等;强化国民强身健体意识,加强群众体育的宣传、教育与推广等。第三,鼓励群众广泛参与体育。通过大力推广业余体育俱乐部,有条件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较发达区域)可以尝试建立区域性质的业余体育联赛机制。

4 焦点三:身份不明确,球员还是学生
    受传统体制惯性作用,目前我国许多运动项目的人才培养仍是依靠广泛存在的“三级训练网”。而在此体制下,由于受到早期专业化训练思想的影响,许多训练机构不得不以在体育系统内自办文教的形式对运动员进行早期文化教育。因此,青少年参与竞技体育者,就存在着“学生运动员”还是“运动员学生”的理论博弈。这种脱离了教育系统的,在体育系统内自办文教的组织形式,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利益的单一性造成的,而这种单一性利益更多是趋向于体现集体和国家利益。而在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由于竞技体育参与主体逐渐多样化,加之受不完善市场机制作用,各种经济、物质利益的驱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个人的利益受到充分关注,人们的价值取向已呈现多元化,国家利益则呈一定程度弱化。即在新的背景下,竞技体育更要协调好社会、国家、集体利益与局部、个人利益的关系。换而言之,在转型期的竞技体育更要以人为本,注重个体的和谐发展。
    正是因为转型期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脱离了教育系统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方式也渐显示出诸多局限性。如:1、社会资源的浪费,两套教育体系重复使用教育资源,且自办文教规模质量都难以提高;其次,许多对竞技体育的投资,难以转化为社会体育资源。2、早期专业化训练不利于运动员全面发展,违背了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的教育规律,增加了运动员的机会成本。3、忽视个体综合素质培养,造成了运动员退役安置困难。4、不适应现代竞技运动日益科学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训练规律。
    就国际足球问题专家对世界杯参赛球员的成长进行跟踪研究的结果表明,青少年时期不宜进行过早的封闭性训练。法国足球界的做法甚至要求即便进入足球学校练踢球的孩子也必须与原来学校、家庭保持密切联系,不能中断原有的生活和学习轨道,这一点甚至写入了合同。在英国,英国足总管理部部长罗塞尔则认为:球员首先应该是个完整的人。当他们还是天真的孩子时,我们不能把他们从父母身边带走,而是让他们在温暖的家里长大。他们该有正常的情感生活,如果没有爱,他踢出来的球就不会有生命力。英国的足球学校是受足总严格监管的,不仅要看学校的教师是否合格,还要保护年轻球员的利益。[7]
    就此次事件而言,我们仍就队员的身份辩论时,国外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对于10来岁的孩子来说,他们的身份首先应该是个学生,在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之余利用空暇接受足球训练,这种训练的形式是不能与受教育而脱离的。
    因此,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要与学校教育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笔者认为首先,强化“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念,并建立与完善相应法律法规来保障青少年必须在完成学校教育基础上参加业余体育训练。其次,加强普通高校竞技运动队伍建立,扶持有条件普通高校广泛参与全国竞技体育体系。有条件的项目可以尝试逐步建立类似CUBA的高校体育竞赛体系。第三,结合项目特点,推动一部分运动项目进入中小学的学校体育教育,并以此为契机丰富学校体育的教学体系。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业余比赛体系,利用现有教育体制的力量在青少年中推广和普及诸运动项目。这样既可解决从事运动训练青少年的学训矛盾,也可以逐步建立起“小学-中学-大学”的一条龙竞技人才培养体系。

5 结 语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传统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竞技体育体系的“举国”观念、培养体制、运行机制都明显受到时代局限性的影响。此次事件的发生,便是大背景下的一次必然显现。在新时代背景下,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观应是竞技体育改革的核心。“举国体制”的观念应落实在逐步摆脱惟竞技成绩“举国”的固有思维,取以“举国”共发展,全民共享成果而代之。竞技体育的后备力量培养应重回教育,通过大力发展业余体育、学校体育的形式,鼓励广大社会力量以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方式来广泛参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从而共同推动竞技体育的转型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重庆大坪女足夺世界冠军后续:市政府要求退回冠军
[EB/OL] http://sports.sina.com.cn/c/2009-04-18/05144331070.shtml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0
[3]龙之强.中国:谁在参加体育运动-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十问[J] 新体育,2003 (1):26-27.
[4]曹原.我国小康体育的现状及走向-以大众体育为背景的研究[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4(1):18.
[5]杨年松.职业竞技体育经济分析与制度安排 [M].??: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20-22.
[6] 徐本力.21世纪中国竞技体育 [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93.
[7] 新华社.反思中国足球系列之青少年培养篇
[EB/OL]http://www.china.com.cn/chinese/SPORT-c/1879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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