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超 中国矿业大学体育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和教学活动，在我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孔子的体育活动与体育思想则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的体育思想内核注重体育和健康是以仁和礼为准绳的，否定一切非仁、非礼的体育活动。孔子主张以“静”来求得人的长寿，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主静，是孔子养生思想的特点，也是儒家养生功的指导思想。以静养生的思想并不是儒家独有，但孔子是我国最早提出主静养生思想的，他的养生思想早于庄子、荀子、《吕氏春秋》，对后来的道、医、佛诸家的养生思想有相当的影响。孔子的体育保健养生思想和实践活动，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作用是显见的，这是孔子体育教育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总结和借鉴。
一.孔子的体育保健思想与娱乐活动观
1．孔子体育思想
在中国教育史上，孔子是第一位提倡体育的教育家，他把体育和德育、智育一样，列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对体育和德育、智育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的阐述。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这种思想含有注重德育、智育、体育的因素。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优，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说明在他看来，培养人才要注意仁、知、勇三个方面。“仁”是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属于德育的范围，“知”是文化方面的要求，属于智育的范围。《论语•述而》指出：“子以四我文、行、忠、信”，这里的“行、忠、信”就是指德育，“文”包括诗、书、礼、乐等等，属于“文教”，也就是智育。至于“勇”，则基本上是属于体育的范围，主要是指勇敢的思想，但也包括了勇敢的行动和技能。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和孔子很亲近的子路，就是一位能文善武的学生，孔子虽然曾经批评过他有些蛮干的作风，但也表扬过他有好勇的优点。孔子说：“由之勇，贤于丘也。”据《论语》双史记》等记载，孔子著名的弟子子张、公良孺等都是体格魁梧的勇士。孔子不仅把知、仁、勇并列为君子之道，而且还说明了这三者的关系。他主张以德育指导智育和体育。他把德育放在第一位犷把智育放在第二位。《论语•学而》写道：“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至于体育，则必须以德育、智育为一前提。“勇而无礼则乱”、“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等等，都说明“勇”不能脱离“礼”、“义”“仁”，也就是说，体育不能脱离德育。“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则说明了体育和智育必须联系起来。综上所述，说明孔子主张培养人才必须是有仁、有知、有勇，德艺兼备，能文善舞的人才，孔子的这种思想实际上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思想萌芽。
2.孔子体育思想的内容
孔子的教育中有体育因素。他首创私人讲学，广泛招收学生，施行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他的教育内容主要有诗、书、礼、乐及射、御等，这同传统的西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大体相同。射，指射箭；御，指驾御战车。在诸侯兼并、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射、御是重要的军事体育项目。礼和乐，既包括道德礼仪的教育，也有体育和美育的成分。而礼中的射礼，乐中的武舞，则更接近于体育。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礼、 乐、射、 御诸教，往往是相互渗透、结合进行的。例如，他教导学生说，比射时既要力争胜利，又要讲究礼让──“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又说，由于各人体力不同，行射时不必以穿透靶子为主，射中即可，这才合于古礼──“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
孔子本人也喜好多种体育活动， 射、 御造诣尤深。《礼记•射义》谓：“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足见其善射。《论语•子罕》记载了孔子自谦的话“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其擅长御车亦自不待言。孔子还参加钓鱼、登山、田猎、野游等活动，其体魄魁伟，“劲能拓国门之关”（《列子•说符》）绝非偶然。
孔子政治思想是仁，道德标准是礼，他的教育目标是培养道德完善的文舞兼备的仁人。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在孔子的教育中存在体育的内容：六艺中的射，御，乐。不过不知这是否可以算为体育教育，而更像是一种游戏，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明显是一种教化弟子品德的工具。孔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可见孔子认为射中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中要有仁。如果硬要把这些游戏算为体育，那么也是重娱乐轻竞技。
孔子之前， 即有周礼，周礼是孔子伦理主张的行为基础与依据。《周官•司徒》就有“六德”、“六行”和“六艺”， 所有这些都是道德理论内容。这些内容中都有“节制”和“公正”的内容， 其中不乏军事内容如“射御”， 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内容， 是民族强硬的重要元素，但遗憾的是一直未能转化为希腊式的那种“勇敢”。蔡元培说：“孔子理想中之完人， 谓之圣人。圣人之道德，自其德之方面言之曰仁， 自其行之方面言之曰孝， 自其方法之方面言之曰忠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孔子才初步提到了“勇”。比如他先说：“仁者爱人，知者知人。”接着就又说：“知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何以孔子会把“勇”提出当成一种美德 只因先秦中国的到处争战与格杀。东周解体， 大小诸侯国， 你争我夺， 武士遍地， 刺客行走， 舞剑成风， 这些以杀人为职业的刺客或武士在“不惧”方面表现出了令人佩服的“勇”， 所以孔子在“意志”方面不可能想不到“一往无前”和“视死如归”的“勇者不惧”。古时所谓“贤良”、“俊杰”和“桀俊”， 多指武士。在七尺男儿不离战场的岁月里，“勇”是最重要的品质。孔子一定看到了武士之勇敢精神所具有的积极而重大的教育意义， “勇”在《论语》中最少出现过17 次之多。这些“勇”字的流露， 足见孔子还不是一个拒绝勇武的人， 相反他甚至把上古武士的敢死精神向人格精神进行伦理学方面的积极转化。另外他还提到过“文武”，他在重视文化的同时绝不轻视勇武。
对孔子言论集《论语》进行检索， 就会发现： 他对“人”等“人性化”的改造问题更加关注， 但对动物性、原始性方面的东西则注意很少。勇敢、力量、杀、疾病、射击、血气、战争、兵马乃至寿命等这些最为感性的人体力量素质， 在孔子的心目中所占比例确实不大。希腊人在人的教育中充分保留了人的动物性、原始性和自然性; 中国人则删除了这些有意义的东西， 努力拓展着人性、善行和德性。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主体文化开始违背人的自然天性， 从“修身”到“养性”， 一直到“正义”， 没有一个环节不是违背自然法则的， 所提倡的都是一种人为的“反欲望”磨练。中国人为此而弘扬着道德与良心， 但也因此而打击乃至扼杀了生命。 在孔子眼里， 壮年人因为血气方刚就须“戒之在斗”了。孔子最后对君子的解释更有意思， 几乎成了文弱先生， 那就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本来一个热火朝天的血性道德，到这里也就成了文质彬彬。勇敢和勇武的内容统统抛在了脑后。想必“勇”在孔夫子及其弟子这里只是理念的上的勇敢而未必全是行动上的勇敢。
孔子的教育中的体育是为实现其仁的政治思想服务的，现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的产生就是深受孔子中庸思想的影响。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 在面对民族危亡和社会进步的时候， 越来越不提民族的勇武， 而总是大谈特谈所谓“忠孝”、“节制”、“礼让”和“仁义”之类的东西。秦汉以来， 民族衰败，生命力降低， 一直到近代就成了毛泽东所痛心疾首的“武风不振”、“国力荼弱”以及“学生之体质日趋轻细。”所有这些都与孔夫子及其弟子的伦理主张大有关系。两千年来， 中国社会一直没有像样的武备教育， 几乎没有出现过体育教育，没有出现过竞技体育，这多少与孔子的重文轻武的教育与关。
3.孔子的保健养生观
春秋时期，由于思想的开放，社会的文明进步，出现了养生思想和养生导引术。以健身、益寿为目的的养生思想方法与我们今天体育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相吻合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国古代体育众多内容中能形成独立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方法的，恐怕只有保健养生。因此，保健养生思想和方法，是我国古代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诗经》和周代铜器铭中，“永锡难老”“以介眉寿”“万寿无疆”等希望长寿、表现长寿的记载很多。长寿的观念促使人们去寻找长寿的途径，注意身心的养护，自觉地把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作为追求长寿的手段，留心气候的变化、饮食起居、精神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些养生保健的方法。孔子还十分注重卫生保健。《论语•乡党》中记载了他的一些合理的卫生准则：“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食不语，寝不言”，等等。孔子在教学过程中，不但向学生灌输保健养生思想，传授方法，还很注重身体力行。刘向《说苑》载：“鲁哀公问孔子曰：‘有智者寿乎?’孔子曰：‘然，人有三命而非命也，人自取之。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孔子认为人要长寿，必须按时作息，节制饮食，劳逸结合，反之则会“疾共杀之”。在《论语》中，记有孔子对学生进行关于生活起居、饮食卫生等保健养生教育的言论。孔子为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要求学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也就是说，吃饭要定食，酒宴上的肉食虽多，不要吃得过量，饮酒不要喝得大醉，这样才有益于健康。孔子的这些论述，今天看来，仍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在两千多年前，这些体育思想是相当进步的。
4.孔子的娱乐活动观
在现代体育观念中娱乐属于身体锻炼部分。孔子认为娱乐活动除了可以健身，更重要的是能调养性情，陶冶身心。所以孔子的娱乐活动内容很丰富。他教育学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喜欢钓鱼、打猎。“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说明孔子常有钓鱼，射猎等活动，且孔子不以获取为主，很注重这些活动的娱乐性，技艺也很高。登山、郊游也是孔子经常性的活动，《孟子•尽心》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又据《韩诗外传》载：“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说明孔子多次登山，把带学生登山作为一项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
孔子全面总结了我国奴隶社会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包括体育在内的“六艺”教育，认为“六艺”中礼、乐、射、御等科目中蕴含着丰富的体育娱乐因素。这些教授科目中，除了对人民起着道德教化、运动技能培训等作用外，还可以作为丰富人民娱乐生活的一种调节剂。“礼”是仪礼规范，孔子认为是立国之本，他认为：“不学礼，无以立。”知礼是立足于社会的重要条件，不仅要学会礼的仪式，更重要的是要理解礼的精神实质。孔子所提倡的体育娱乐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礼制。“乐”与诗歌、舞曲密切结合，陶冶感情，净化心灵，形成崇高品格，礼乐常常是融为一体，有乐的娱乐性体育礼制，更能强化礼的精髓，增添体育娱乐的氛围。“射和御”即是射礼之法，更是体育娱乐的方法和手段。孔子认为体育娱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礼记•杂记下》有：“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表明孔子对劳逸结合的认识，并进一步演进到对政治的认识。
二、孔子体育思想对现代体育发展的启示
孔子的体育思想只是一些零散的观念，这些观念也是融汇于他的政治、社会生活思想之中。我国古代没有“体育”一词，而我们所说的“古代体育”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是根据今天“体育”的定义，从体育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联系古代人类社会活动中的行为，追根溯源去进行联系而划定范围的，与西方古希腊时期的学校教育相比较，没有明确地提出学校体育
教育，在学校教育中也没有把锻炼身体作为重要的内容进行实施，没有明确的体育指导思想。如德谟克里特认为人“是自己健康的主人”，柏拉图“以体操锻炼身体，以音乐陶冶心灵”的教育理想，在中国整个古代社会的教育中是没有的。但是，古希腊学校进行体育教育的形式和手段，在孔子的教育中是存在的，射、御、乐舞等，都要求学生以身体素质为基础。
以射、御为例，在当时的社会，射御主要是军事技艺和生活、生产技能，春秋时期，拥有战车数量的多寡，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志，每一辆战车上，由驭手和射手组成一个战斗团体，协同作战。因此，射、御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能，是练武活动的主要内容。射、技艺在训练的过程中，与其它的练武活动一样，可以强健体魄，而这种结果又是射、御本身对人的体质要求所使然。古今军事训练都一样，目的不是健身，但客观效果可以强身健体。“射礼”的目的也不是健身，但同样有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是有训练、有胜负之分的比赛。古奥运会的项目设置大多也是源于军事技艺和生产技能之中，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学校体育的内容，也是以军事技艺的训练为主。希腊人把体育视为使身心健全和道德完善的途径，这与孔子的礼乐教育的目的极其相似。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认为孔子没有明确的学校体育思想体系和系统全面的体育实践内容，而否定孔子隐含于教育过程和社会活动中的体育教育观念及实践。
对孔子体育思想和实践进行研究，关系到对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进行全面评价的历史问题。孔子作为儒家鼻祖，他的思想，尤其尚礼的观念对我国古代体育的发展影响很大，从“长幼之序”的礼射，到后来“习兵之礼”的田猎，讲论才艺的投壶、古代的蹴鞠、击鞠，无不依礼而行。中国古代体育很多项目在“礼”的制约下得到了发展和规范，但同时又受到“礼”的束缚而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值得我们今天来认真加以认识和研究的。孔子主张以德育指导智育和体育。他把德育放在第一位，把智育放在第二位。《论语•学而》写道：“弟子人则孝，出则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至于体育，则必须以德育、智育为前提。“勇而无礼则乱”，“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等，都说明了勇”不能脱离“礼”“义”“仁”，也就是说，体育不能脱离德育，“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则说明体育必须和智育联系起来。
强调人是体育发展的主体，还因为体育的发展若不是着眼于全体社会成员而重视人、依靠人、为了人，那么体育事业就既不能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生存、享受和发展而从事体育活动的需要，也不能使体育事业本身得到又快又好的发展。纵观历史、放眼世界，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对体育的需求普遍从原有的强身健体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为享受体育带来的快乐和健身、健心、健美、健群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体育事业的发展中，不仅要重视竞技运动水平的提高，还要重视大众体育的发展，通过体育设施的完善和体育产业的发展，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对体育的全面的多元的需要，以促进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各不相同的人都能全面、协调和完善地发展。
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引领中国发展进步、更好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是提高人民身心健康和身体素质的重要方式，是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标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以科学的方式对待自然和社会，而提高身体素质、提高生命和生活质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涵义，对此，体育承载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在新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势下进行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首先要求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这就必然将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利益、将实现和保障公民的体育权利，作为体育工作根本着眼点、出发点和根本归宿。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的精彩表现彰显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巨大成就和“奥运争光计划”的圆满完成。然而竞技体育并不是体育的全部，当我们沉浸在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和金牌第一的喜悦中时，我们是否意识到我国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已连续二十年下滑，国民日益高涨的健身需求与缺乏体育场地和健身指导的矛盾日益突出。目前中国体育面临着发展极为不协调。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理应回归 “以人为本”价值取向，还原体育教育和文化的本质内涵，以人为本的体育应是全民的体育，而不仅仅是体育部门和专业运动员的体育，值得庆幸的是这已在中国成为共识。中国体育的发展，正在摆脱“重竞技轻群体”、“重金牌轻参与”的弊病，开始协调发展。体育的功能也由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体育的功能和作用，决不仅仅是强身健体，它所倡导的积极向上、团结合作、崇尚规则、公平竞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与和谐社会的理念完全一致。
体育作为社会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发展动力来自人和人的需要。人们从事体育活动虽然需要场地器材、资金设备、时间信息、科学技术，但人总是扮演着一个主体的角色，因为，体育是施加于人的，其最终结果又表现在人的身上。因此，“以人为本”的原则在体育中是非常具体而生动的。胡小明教授在《体育休闲论》撰文中指出：“小康社会为中国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经济收入和愉悦心情，使体育发生从“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的转变”。这充分体现了孔子体育思想中体育娱乐要求，体育的发展就是要维护个人体育权利实现，实现体育在呵护人类健康和娱乐休闲放松的功能。就连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一个全球的体育盛会，也是人类文化休闲的载体，无论我们怎样严肃的对待它，也不能掩盖他的名称（Game）透射出的本质—具有游戏的本质。因此，在体育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对体育的需要与人民对体育的需要，应该一致起来。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往往会发生抵触。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或保留计划经济体制浓厚色彩的体育体制中，大众对体育的全面的需要会被不同程度的忽视。当社会发展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人们对体育的需要已经发展和进步到对体育权利的追求。作为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体育权利的提出，标志着国家对体育的需要与人民对体育的需要这两者的关系必然进行调整，代表国家的政府理所当然地要为人民体育权利的实现提供服务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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