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霞1  田以麟2
(1.北京体育大学 研究生院；2. 北京体育大学 体育教育学教研室， 北京 100084)

摘    要：有关运动员学历层次不断得以提高的鼓励性政策实质上将运动员学历教育推入难以自拔的形式化泥滩，以至于使运动员学历成了没有学力的代名词，这一做法不但不能成为运动员退役后就业竞争取胜的筹码，反倒戳穿了“学历繁荣”假象和加大了运动员退役后安置难度。不革除举国体制弊端，不解决运动员真才实学问题，运动员学历教育形式化将继续贻害于运动员、国家竞技体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因为教育乃是学习者成人成才的一项实践活动，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永远追求学历与学力的一致性，反之这是交易而不是教育。
关键词：运动员；高学历；高学力；文化教育；退役保障

    近年来关于运动员学历层次得以持续攀升的新闻报道连篇累牍，就此人们不禁要问运动员高学历真就高学力了吗？办学者在“文凭反正合法”的应答声中未曾间断对降格以求的高学历运动员的“培养”，由此迅速得以红火起来的运动员高学历“繁荣局面”既污损了中国大学声誉，又搅乱了运动员退役保障机制。

一、无奈之举
    平时人们常常会听到中国优秀运动员在上个世纪50年代是大学生，60年代是高中生，70年代是初中生，80、90年代是小学生的民间评语。半个世纪以来才得以兴盛的中国早期专业化训练令许多运动员从小小年纪开始就脱离普通教育体系而直接进入三级训练网，被迫接受体育系统内“学训”冲突严重的教育，而这一教育却给官员、教练员和运动员统统地打上了“重竞赛成绩，轻文化教育”的烙印。时至今日，官员、教练员和运动员轻视文化教育的势头仍然不减，重视学历层次的苗头却不断攀升，下面是一组有关这一方面的数据和评论：
     ——“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于2005年11月14日下午正式开班，在冠军班中攻读硕士生课程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和金牌教练共54人，他们中有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许海峰、张怡宁、黄旭、邢惠娜、孟关良、杨昊、王海滨、李佳军以及著名教练李永波、黄玉斌、于芬等。”（《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5日讯）；
    ——“我国运动员的学历层次得到了较大幅度提高。据最新统计，现役运动员中36%在本专科学习，39%在中专和高中学习，其余都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厦门日报》2007年4月9日讯）；
    ——“自1984年至今，我国奥运冠军中，本、专科以上学历者占总数的81．95％，硕士以上学历者约占28％。另据统计，我国现役运动员中，36％的在本、专科学习，而且还在继续深造中。北京体育大学的奥运冠军人数最多，有27人；选择就读中国人民大学的有13人；南京体育学院有9人；上海交通大学有7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各6人；南开大学5人；武汉体育学院和中山大学各4人；浙江大学有3人；广州体育学院和河北体育学院各2人；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海南大学等高校各2人；北京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各1人”（2008年中国校友会网、《大学》杂志和《21世纪人才报》联合调查后发布的《中国奥运冠军调查报告》）；
    ——“眼下，我国运动员的高学历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广大运动健儿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同时，已经朝着“高学历、高技能、高素质”的目标努力。学历教育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使他们走下赛场后，照样发挥智慧和才能，如鱼得水。这对于保障运动员的自身利益和长远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东方网2008年8月28日《大江时评》）。
    以上数据和评论似乎要给人们留下“中国运动员文化教育缺失问题得以解决，运动员高学历文凭业已成为退役后就业保障”的印象，其实却道出了举国体制下的一种无奈，无论怎样都无法掩饰决策者和“受益者”重学历文凭而轻学力提升的实质。

二、喜哉忧哉？
    国家一直关心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及退役后安置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体教结合”的工作思路、1999年《体育法》关于“国家对优秀运动员在就业或者升学方面给予优待”的规定、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努力抓好运动训练和文化教育，为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升学深造创造条件，提高运动队伍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意见、2002年六部委联合颁发《意见》进一步放宽了运动员免试上大学的条件，再如2003年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颁发《意见》“要求深化运动员文化教育体制改革，构建多元化办学体系，遵循运动员文化教育特殊规律，改进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方法，加强领导”和2007年体育总局下发《关于规范优秀运动员免试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有关事宜的通知》等。这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极大地体现了国家对优秀运动员——中国竞技体育的功臣的关怀，为他们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开辟了绿色通道，旋即在运动员中间掀起了一股“上大学热”。
    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关于现役、退役优秀运动员及优秀后备人才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鼓励性政策仅仅催生了一时的运动员高学历，但是无法标本兼治地解决运动员文化教育缺失问题，因为这些运动员没有经历中小学基础教育而直接跨入大学、没有接受实际的教育就收获一纸高学历文凭，这种揠苗助长、违背学校教育教学规律的做法仅仅是一种简单而浮浅的解决运动员文化教育缺失的举措，必然会受到教育规律的惩罚。政策合情却不符合教育规律，即便出发点再好也无法挽回注定失败的结局。运动员基础教育缺失导致运动员学历教育的失败。
    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是解决运动员文化教育缺失的策略之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体育部门和大学“同床异梦”，即体育部门将运动员就业包袱甩给作为退役运动员“临时安置所”的大学，而大学则把登记注册的体育明星当作“宣传资本”、“K金名片”，因而，“体教结合”宗旨被异化、预期效果完全丧失。
    我国大部分运动员在大学登记注册实质上只是挂名，这一则因为现役运动员在学习与训练、比赛冲突时仍然以训练、竞赛为主，二是由于受早期专业化训练的影响，许多优秀运动员脱离普通教育体系而在体育系统内部接受一种“异化”的基础教育——片面追求运动成绩而忽视基础文化教育，所以即使为其提供大学求学机会也颇难独立完成学业，大学只能以各种“照顾”为其顺利毕业大开绿灯，使得运动员实则未接受真正的大学教育，虚则给人以接受正规大学教育假象。国家鼓励运动员提高学历层次的政策与措施使得明目繁多的运动技术学院、体育院校运动系为运动员接受高学历教育提供了入学保障。然而，诸如此类的办学形式大多以盈利为主，由于其办学条件差、办学质量低、社会认知度差、文凭含金量低等原因，大凡持有此类文凭的运动员在退役后就业问题也同样难以得到解决。
    当前国家各项教育优惠政策只是面向优秀运动员，如北京体育大学硕士生冠军班入学需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近2、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获单项及集体项目冠军主力运动员及教练员，二是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者，这一规定对于运动成绩平平的基层运动员而言真乃可望而不可及。据悉，我国目前少年体育学校在校受训学生达30万人之多，新中国成立至今世界冠军只有1600余人，其余绝大部分一般运动员只落得个伤病累累、两手空空的命运。而事实上不管每一名运动员是否摘金夺银、是否为国争光，在客观上已经为竞技体育事业做出贡献，否则不会有“绿叶衬托的鲜花”。对于这些运动成绩普通、但发挥着铺路石作用的竞技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解决更是远远不够的。凡此种种，国家在运动员文化教育中所取得的成就仅仅是表面的、浮浅的，无法根治运动员文化教育缺失和运动员就业难的痼疾，若久治不愈反而会贻害无穷。

三、应然选择
    运动员文化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予以认真“施工”，任何流于形式的做法和盲目乐观的态度都不足取，更不能无视运动员高学历的真实内涵。若想做到这一点，一要切实认识到运动员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因为现代竞技要求建立在高质量文化教育后形成的综合运动智力、运动员退役后理想就业的基础之上；二要尊重教育自身规律，切实遵循学历与学力一致性原则，在运动员当中踏踏实实进行基础教育，因为任何高学历文凭的获得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累积和知识铺垫。
    运动员的义务教育阶段必须保证其义务和权利的落实，既要恪守课余训练与文化教育密切结合原则，逐步确立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教育一条龙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从制度上切实保证运动员顺利完成学业，还要严格落实参赛运动员学习成绩若不达标将被剥夺参赛资格的规定。国家为那些因长年艰苦训练失去正常教育机会、失去身体健康的优秀运动员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无可厚非，其前提是必须保证运动员弥补知识缺漏以达到学历与学力的一致性，因为每一名高学历运动员的社会认知度就应该是学力的代名词，反之，其社会认知度骤然下降，势必影响今后高学历运动员的安置，同时也使大学教育乃至国家教育陷入一种交易的尴尬境地，所以说不求质量的高学历“批量生产”无异于断送优秀运动员的锦绣前程，此举已经和正在为国人所质疑。
    中国的大学教育不是权力随意授予或送人的一枚勋章或一块蛋糕，中国大学也不是权力恣意违背高等教育规律、允许以竞赛成绩高低“兑换”高学历的交易所，更不是权力肆意“生产”“运动成绩巨人，文化知识侏儒”的“文凭车间”，岂能因为获得奥运等重要国际比赛金牌、有功于国家就授予那些只注册不上课、不考试的运动员学士学位、硕士学位乃至博士学位？正如任何体育比赛都有相应的程序和规则一样，大学也有培养人才的专门程序和规则，参赛运动员违犯比赛程序和规则必须被判罚已顺理成章，可是中国大学为那些只注册不上课、不考试、不在实质上接受高等教育的运动员颁发文凭的这一无视教育规律、违犯大学教育程序和规则、任意践踏大学育人宗旨的做法不仅不被判罚，反倒越来越风行，实乃大学教育的悲哀。
    中国运动员学历虚高现象无外乎由权力滥用、金钱万能的社会风气所致，从而使得大学教育饱受官本位文化的掣肘甚或胁持，以至于几近丧失掉中国大学应有的尊严。那些权力滥用者及受益者之所以目睹运动员学历虚高现象还在一味地交口称道、弹冠相庆，不想也不愿弄清学历与学力一致性的辩证关系，更不为其行为感到一丝的羞愧或耻辱，主要还是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在大学里得以寻租的结果。鉴于此，约束和制裁权力滥用者及受益者以及彻底革除举国体制种种弊端，终归是遏制运动员学历虚高现象滋生的应有之义，难是难了一点，但凡有一线远离社会腐恶之希望，也要努力争取回归清明本真之原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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