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贵霞
（湖南城市学院体育系 湖南 益阳 413000）
摘 要：采用由Maslach编著的教师职业倦怠问卷对湖南省119名高校体育教师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我省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普遍存在，但尚不严重；男女教师职业倦怠差异不显著，男教师情绪衰竭和去个性化程度高于女教师，女教师个人成就感显著高于男教师；教龄为11～15年的体育教师职业倦怠最严重，与5年以内和15年以上两个教龄段在职业倦怠的3个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讲师、副教授职称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程度比较高；不同学历层次的体育教师职业倦怠差异不显著，但高学历代表着高成就感的同时，也伴随着较高的情绪衰竭和去个性化。
关键词：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情绪衰竭；去个性化；低成就感
美国心理学家弗登伯格(Freudenberger)于1974年首次提出“职业倦怠”一词，在他看来,职业倦怠是指服务于助人行业的人们因工作时间过长、工作量过大、工作强度过高等最终表现出情绪和行为方面的机能失常现象。[1]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受到广泛关注。在众多的文献中，最为广大学者所引用的是Maslach和Jackson[2]给职业倦怠所下的定义：“职业倦怠是在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领域中，个体的一种情感衰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的症状。”其中，情感衰竭是职业倦怠的核心成分和个体压力维度，是指个体的情绪处于极度疲劳的状态，情感资源过度消耗，疲乏不堪，精力丧失；人格解体又称为“去个性化”，是职业倦怠的人际关系维度，指个体感受到对待服务对象的一种负性情绪，并在工作中对工作对象表现出消极、冷漠、疏远的态度；个人成就感降低是职业倦怠的自我评价维度，指在工作中对自己的效能感降低和对自己消极评价倾向的增长。
众多研究 [1][7]表明，教师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之一，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体育教师作为教师群体中的一部分，又因其工作环境和自身专业的特殊性，使其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心理。相关调查[3]显示，有59.4％的高校体育教师感到工作压力很大或较大，67.8％的高校体育教师认为自身地位较低或很低，呈现出明显的职业倦怠症状。为此，本课题在我国体育新课程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时，现行教育制度比以往更为关注教师成长的背景下对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旨在为学校、社会、教育行政机构了解和认识高校体育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为教师队伍的管理与建设提供必要的参考，也是保障高校体育教师安教乐教和提高体育教学质量的现实要求。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第一师范、湖南文理学院、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衡阳师范学院、怀化学院、湖南城市学院9所普通高校中随机抽取体育教师147人进行问卷调查，最后得到有效样本119份,有效率为80.95％。抽样调查的体育教师基本情况见表1。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是Maslach编著的教师职业倦怠问卷(MBI)经台湾学者修订的中文版。有研究[4]表明，MBI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MBI共有三个维度22个题目,分别是情绪衰竭维度9个题目，如“我感到自的感情已经在工作中耗尽了”；去个性化维度5个题目，如“我感到对待有些学生象对待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和低成就感维度8个题目，如“我能很有效的处理学生的问题”。本研究采用4点计分法，分别从“从未如此”、“很少如此”、“有时如此”、“经常如此”分别记1-4分。其中低成就感维度的题目是反向记分。各维度得分为本维度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说明倦怠程度越严重。
在本次测量中，我们对该问卷信度与效度进行了检验。信度检验显示，整个问卷克伦巴赫系数为0.794，情绪衰竭、人格解体、低成就感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746、0.7059、0.9016，处于国外研究对该系数报告在0.52～0.91范围之内[5]；由于该问卷的维度已经存在，所以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来检验其效度，结果显示问卷三个因子间的相关系数都在0.30—0.60之间。验证性因素检验结果为：X2=489.104,df=206,GFI=0.76,TLI=0.73,CFI=0.86，这些数据说明此问卷信度和效度符合测量学的要求。
2 结果与讨论
2.1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的一般状况
（注：M＜2，不存在职业倦怠；2＜M＜2.5，存在职业倦怠但不严重；M＞2.5，存在职业倦怠并严重）
从表2可以看出，湖南省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的平均分和标准差为2.26±0.52，阳性项目大于 2 的占总项目数的 43.69%，大于 3 项目数占总项目数的 6.7%，这表明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的问题已经普遍存在，并且有6.7％的体育教师职业倦怠问题比较严重。高校体育教师在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和低成就感三个维度的平均分和标准差分别是：2.45±0.61、1.75±0.69、2.31±0.77，三个因子的阳性项目发生率由高到底依次为情绪衰竭43.7%、低成就感27.7%、去个性化12.6%，这表明高校体育教师的情绪衰竭和低成就感问题相对突出，但对学生并没有表现出消极、冷漠和疏远的态度。分析原因，体育教师是接受社会委托以培养学生为己任的专职人员，他必须对学生高度负责，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学生的身体素质，但有时他们也会觉得自己对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与从工作中的所得不相匹配，于是情绪衰竭和成就感低下就可能产生。
2.2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以职业倦怠的3个维度为因变量，分别对性别、教龄、职称、学历4个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2.2.1 基于性别变量的差异分析
从表3可以看到，就性别而言，从平均分上看，男女体育教师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情绪衰竭和低成就感问题。女教师的情感衰竭状况和低成就感状况都比男教师要轻，而且女教师在这两个项目分数分布的标准差都低于男教师分数的标准差。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表4），从结果可以看出，男女教师在情绪衰竭和去个性化两个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个人低成就感维度上表现为女教师显著低于男教师（p＜0.05）。从整体上分析，男教师职业倦怠程度高于女教师，但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性别不是影响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的性别差异主要是通过女教师的成就感显著高于男教师而体现出来。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有：男教师在职业声望压力、角色职责压力、人际关系压力、职业发展压力方面大于女教师,[6]而男教师又往往将较低的薪酬、职位和社会地位等同于自身的价值日益导致自我认同感降低；以及，教师职业单调重复，与男性喜好竞争与挑战的天性相差甚远，因此也降低了他们的个人成就感有关。
2.2.2 基于教龄的差异分析
就教龄而言，从职业倦怠的概念上可以看出，工作时间的增长是产生职业倦怠的条件之一。因此,本研究根据教龄来考察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的发展状况。根据国内外研究对教龄的阶段划分[4][5]，本研究将教龄阶段划分为5年以下、5～10年、11～15年和15年以上四个阶段，高校体育教师教龄与职业倦怠的关系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情感衰竭和去个性化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都是先上升再下降，两条曲线呈近似平行分布状态；而成就感的发展曲线与情感衰竭和去个性化的走势也是一致的，但却说明了体育教师的成就感是先下降再上升的。
从图1看出，在情绪衰竭和去个性化两个维度平均得分方面，以教龄11～15为临界点，教龄为15年以内两维度得分随教龄增长而增加，从教15年以后，这两个维度都表现为下降。教龄在15年以上与教龄在5年以内的体育教师在情绪衰竭和去个性化维度上差异检验不显著，但显著低于其他两个年龄段的体育教师（p＜0.05）。在个人低成就感维度，以教龄5～10年为最高点，教龄为10年以内该维度得分随教龄增长而增加，从教10年以后，该维度逐渐下降。教龄在15年以上与教龄在5年以内的体育教师在低成就感维度上差异检验不显著，但明显低于其他两个年龄段的体育教师（p＜0.05）。通过比较四个教龄段职业倦怠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得知，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在工作的11～15年间表现最为严重，本次调查有32.8％的被调查者处于这一区间。究其原因，体育教师在刚刚参加工作的五年内，往往认为教师职业很神圣，工作起来也会尽心卖力，会把工作中心放在搞好师生关系方面，不易出现对学生冷漠的现象，而且随着对工作的适应和经验的积累也会体验到成就感逐渐增长。当体育教师进入关注情境阶段后，会面临对新工作热情的消失以及对来自教学的、人际关系的、家庭的和学生的压力体验逐渐加深，教师的情感衰竭程度和去个性化程度逐渐上升，而又深感个人知识更新速度、教育教学技术技能熟练程度还远远不够，逐渐失去过去那股激情和冲劲，甚至有时觉得当体育老师没什么前途，缺乏成就感。随着工作经验和教学技能的增长，职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体育教师对教育教学工作越来越轻车熟路,对工作中的压力应对方式也逐渐成熟，所以成就感又逐步上升，相应地情绪衰竭程度和去个性化程度逐渐下降
2.2.3 基于职称的差异分析
就职称而言，对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与职称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只是在情绪衰竭维度上有显著差异（F＝4.61，p＜0.05），助教职称的体育教师的情绪衰竭程度显著低于其他职称教师，在其他两个维度差异不显著（F＝1.05，p＝0.73＞0.05）。从平均分上看，讲师、副教授职称（占调查总数的80.7％）体育教师的情感衰竭程度、去个性化程度都高于其他职称教师；然而，他们的个人成就感却相对较低。见图2。究其原因，讲师、副教授职称体育教师多在30～45岁之间，可能正面临职业发展的高原期。虽然已是高校体育教学的骨干力量，但由于当前职称地评聘多与教学科研成果挂钩，他们不得不承受来自教学的、学生管理的任务,来自于同事之间的竞争以及家庭的压力显然要高于更年轻的教师或更年长的教师，所以情感的枯竭程度和去个性化的程度要比其他职称的教师高。与此同时，他们的薪资待遇、晋升机会、领导重视程度、自我价值体现等方面又不及晋升为教授职称的教师。
2.2.4 基于学历的差异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对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与学历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差异不显著（F＝1.97，p＝0.30）。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学历层次的高校体育教师在情绪衰竭、去个性化维度的平均得分上表现出一定规律性，即随着学历的上升而增加，呈梯状分布。究其原因，可能与较低学历层次的体育教师对工作的价值期待、自我定位和自我价值期望水平低于较高学历教师，对学生表现的要求也偏低，于是在工作中教易产生满足感，不易出现情绪衰竭和去个性化有关。在个人低成就感维度，平均得分逐渐下降，表明了当前学历与体育教师的成就感呈正相关，随着学历的提升相应地带来了薪水的增长、晋升机会增加、受重视程度增加等。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高学历意味着个人成就感增加本无可厚非，但伴随着情绪衰竭程度和去个性化程度的增加的现状颇让人担忧！这可能与目前我国教育制度过分关注体育教师的专业成长，而相对忽视了教师的个人情感的培养和尊重学生的教育有关。因此，在高校用人越来越追求高学历人才的今天，如何促进体育教师非智力因素的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本课题采用Maslach编著的教师职业倦怠问卷台湾学者修订后的中文版，对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现状进行初步调查研究。本文以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为出发点，选取了性别、教龄、职称和学历4个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了方差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普遍存在，但尚不严重；2）男女教师职业倦怠差异不显著，男教师情绪衰竭和去个性化程度高于女教师，女教师个人成就感显著高于男教师；3）教龄为11～15年的体育教师职业倦怠最严重，与另两个教龄段在职业倦怠的3个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4）讲师、副教授职称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程度比较高；5）不同学历层次的体育教师职业倦怠差异不显著，但高学历代表着高成就感的同时，也伴随着较高的情绪衰竭和去个性化。
3.2建议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有社会的因素、组织的因素、职业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原因。但可以肯定，教师职业倦怠不是对某一特定事件的即时反应,而是在较长一段时期里,对工作中所遇到的压力,在情绪上产生的一种低强度递进的反应过程。针对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心理客观存在但尚不严重的现实，参考有关文献[2][5]，我们认为应该从体育教师个人层面、学校层面和社会层面寻求应对策略：
（1）作为体育教师个体，应清醒认识到倦怠是源于自己所遇到的压力。树立起对教师事业的信念和理想，加强身体锻炼，以开放心态找朋友沟通交流、找专家咨询，不断学习减压的方法和手段等缓解职业倦怠。
（2） 就学校而言，重点在于营造一个公平、开放、融洽、和谐的组织环境。关心教师生活，创设同事间交流平台，加大教师参与管理的力度，增加教师继续教育机会，注重教师非智力因素的发展等降低职业倦怠感。
（3） 从社会层面讲，政府应通过制定各种政策进一步提高体育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建立对教师的合理的角色期待，给教师创设一个宽松的人文环境，提倡社会都来关心、支持、配合教师的工作，提高体育教师工作的自信心和积极性。
参考文献
[1]王国香，刘长江，伍新春.教师职业倦怠量表的修编[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3，(3)：82—86.
[2]Maslach,C.Schaufeli.W.B.Leiter,M.P.Job burnout.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J].Annual 2001:399.
[3]尚成，邓小林，刘震.湖南省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心态状况的调查分析[J].湖北体育科技，2003 (4)：25.
[4]Enzmann,D.，Schaufeli,W.B.，Janssen,P.etal. Dimensiona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Burnout Measure[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998, 71(4).331-352.
[5]Schutte N,Topp inen S,Kalimo R,etal.The Factorial Validity of The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 Across Occupational Groups and Nations[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0, 73 (1)：53—661.
[6]尹平，陶芳芳，郑延妨. 高校教师压力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医院统计，2005（4）：17—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