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萍

    2011年春节刚过，足坛扫黑打假尚未“云开日出”，花样滑冰的“年龄造假”又带来乌云一片。其实，这次的“年龄门”事件已非新鲜，2010年4月因女子体操运动员董芳霄涉嫌年龄造假，国际奥委会收回中国女子体操队的悉尼奥运会女子体操团体赛铜牌，改颁美国；2008年11月，22名CBA球员卷入“年龄门”，远赴美国NBA的易建联也被质疑“被年轻”了3岁。从2005年十运会的“假摔”到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假球”，再到“假年龄”，此外还有若干次打分项目，如艺术体操等的“冠军内定”，其实也就是“假赛”。中国的竞技体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假生产线，参赛资格作假——比赛过程作假——比赛结果作假，这条生产线上产出的虚假的竞技比赛结果，被作为竞技体育提供的“精神产品”和“行业产品”提供给了广大球迷、普通观众和上级领导，换取了关注、鼓舞、钞票、升迁机会和各种各样的利益。然而当一切的“假”被曝光之后，受到伤害的是广大关心喜爱竞技体育的“体育迷”，损害的则是竞技体育本身的发展。
    竞技体育的精髓是公平竞争，公平是最重要的准则。运动员通过实力较量、竞争和对抗获得的真实成绩是提供给公众最重要的无形产品，也是竞技体育赖以生存的根本。而各种作假行为下的竞赛成绩也就成了“假冒伪劣”产品，这些“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严重损害竞技体育的诚信，也必然危及竞赛表演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原本求真、求美、求公平的竞技体育比赛，却面临假货泛滥，运动成绩沉沦在谎言化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境地呢？原因之一是竞技体育置身的社会环境影响。体育是社会之镜，体育中的问题直接反映着社会现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2大经济体，GDP年增长率世界第一的国家。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发展并未同步，传统道德观念受到物欲金钱的严重冲击，逐利思想泛滥。唯利是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各种“厚黑”学在各行各业盛行。在“苏丹红鸭蛋”、“三聚氰胺奶粉”、“假疫苗危机”、“家乐福价格欺诈”等接二连三出现的商业丑闻中扮演主角的从商者早已将“明礼诚信”的公民道德和商业规范抛在脑后，而这些商业诚信危机又如瘟疫一样扩散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本应体现人类纯洁、高尚、公平、团结的体育精神的体育赛场上。
    原因之二在于竞技体育自身发展目标定位的偏差。竞技体育是人类挑战自身身体极限的以规则化的运动和竞赛为主的活动，在促进个体社会化、激励民族精神、弘扬公平竞争原则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我国《奥运争光计划》的引导下，竞技体育在促进文化进步、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多功能被“金牌至上”取代了。“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就是为了实现奥运战略最高目标的有效手段和方式，奥运战略与举国体制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为国争光，使竞技体育能够产生出远远高于金牌本身价值的民族精神动力和精神鼓舞，这是我国实施奥运战略,发展竞技体育的最终目标”。在这样的体育发展目标指导下，形成了以产出金牌为目标的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勿庸置疑，这种体制在产出方面是高效的，但同时也是非常功利的，因为成功和失败的差距如此之大，一旦运动员得到奥运会冠军，荣誉和金钱一并得来，甚至父母的工作也可得到照顾，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与那些金字塔底座中“文不成，武未就”的“淘汰者”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当金牌成为唯一的目标，得到金牌与否对运动员有着天壤之别的现实下，“假摔”算得了什么，“假年龄”又有什么稀奇，被金牌“一叶障目”的人们啊，又怎能见到竞技体育先进而光辉灿烂的“文化之林”？然而，竞技体育之假不仅遮蔽了运动员公平竞争之真，更将对竞技体育的生存与发展造成致命打击。
    如果竞技体育不但不能够在国际上树立现代化中国的形象，反而成为“中国造”中贬损意义的注解；如果竞技体育不能够振奋民族精神、激励人们勇于进取，反而成为以假取胜，一胜成名，功成名就的反面典型；如果竞技体育不能满足人们的文化娱乐需求缓解心理压力，反而成为社会问题爆发的导火索，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隐患，我们怎能期望，竞技体育能够一直得到政府支持、社会关注和公众认可？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之后2年，仍有近八成国人对国产奶粉失去信心，这又导致多少奶制品公司因此倒闭，诚信危机的危害之大，应该让我们的竞技体育管理者警醒了！
    

2011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