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胜 

内容提要  “奥运伦理困境”在现代社会得到了集中凸显。站在道德哲学的高度进行剖解发现：由于竞技体育本身的“二律背反” 现象和现实道德生活的纷杂，“现代奥运伦理困境”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但此种“困境”之所以如此典型、问题之所以如此集中，根本的还是在于人类对奥运精神的背离。对此，我们应以实践理性来把握“现代奥运伦理困境”， 回归“奥运精神”之本真。 
关键词  现代奥运；伦理困境；道德哲学；实践理性；奥运精神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韩玉胜，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210046

    自诞生之日起，奥运会历经艰难探索，不断演革，至今已具完备现代形态，且影响日益广泛，“奥林匹克运动的视觉识别力和社会认知率己超过了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成为世界上最广泛的识别标志之一。”[1]但是，背离奥运精神的现象也屡有发生，致使现代奥运偏离“奥运精神”之本真，渐行渐远，陷入“现代奥运伦理困境”难以自拔。对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情感上的道德谴责，而要基于对奥运的历史检溯，站在道德哲学的高度进行审视，从而实现“现代奥运伦理困境”的实践理性回归。
一、“奥运伦理困境”的现代集中凸显
    何谓“奥运伦理困境”？“所谓奥运会伦理困境，就是在现代奥运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伦理困惑、矛盾、悖论、冲突或异化现象而引起的人们思想上的迷惑和行为上的两难选择。”[2]此种“两难选择”在现代社会得到了集中体现，形成了“现代奥运伦理困境”的典型形态。
    第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紧张
    理性是支配人之行为的精神性力量，是表征人之为人的重要力量。价值理性“实际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价值及其追求的自觉意识。它在实质上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价值及其追求的自觉意识。”[3]它是形成于生活实践之价值智慧与价值良知，并支撑、规范和引导生活实践。而“工具理性”则是“主体在实践中为作用于客体, 以达到某种实践目的所运用的具有工具效应的中介手段。”[4]二者互相映证，统一于道德生活的实践。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奥运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和“亲和力”日益消褪，手段压制了目的，工具理性“反客为主”，逐渐远离了作为其源动力的价值理性，遮蔽和消解了价值理性。科技日新月异，“科技奥运”走进人的思维，其应用对于摄影设备、计时设备、场馆建设的改善以及运动员成绩的提高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科技不断重塑竞技体育的面貌！但是，人们开始过多依赖于科技对于人的生理极限的突破，改善训练器材，更新运动设备，人们不禁会问：究竟谁是成绩提高的主体？当人们把敬慕的眼光投向崭新的科技时，运动员的“角色认同”该作何理解？“兴奋剂”的使用对于提高运动员的成绩具有显著作用，但对运动员的伤害异常巨大，甚至威胁生命，“1960年罗马奥运会男子自行车100公里团体赛中，丹麦队的詹森和尤尔根森两名运动员几乎同时从自行车上载倒下来，3小时后，詹森死于服用兴奋剂。”[5]虽然奥委会严厉声明禁用兴奋剂，但却屡禁不止，运动员不惜“铤而走险”。试问：生命健康和比赛成绩何者更为珍贵？另外，科技的运用必然具有不均衡性，有无能力运用，先用后用，这些都会产生潜在的差异，但这些却无人过问。
    第二，道德理想和功利现实的冲突
     《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精神互相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然而，现代奥运会却时时处处纠缠于现实的功利之中。
    长期以来，奥运会为保持其“纯洁性”，拒绝商业运作，但由于巨大的亏空，濒临崩溃的边缘。1980年，第七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上台，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吸引资金，走商业化路线，取得了明显成效：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不但没有亏空，反而盈利2.5亿美元。此举解决了经济问题，却也造成了后来难以解决的伦理困境。商业化的重要举措就是招标，主办商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不断干预比赛，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独家转播权的美国全美广播公司为适应转播需要而改变马拉松路线，无数上下坡致使运动员的体能消耗达到了极限。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商业的宗旨就是利润最大化，无可厚非，而运动员的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再者，奥运会主办权也沦为金钱的博弈，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望而兴叹。裁判受贿，“吹黑哨，打黑分”，时有发生，甚至奥委会委员也多受贿赂，腐败正侵蚀着奥运神圣的肌体！此外，奥运金牌榜不自觉地把各个国家分成三六九等，极大地刺激了弱势民族国家的心理。对运动员来说，奥运会成了改变命运的重要门路，“金牌效应”异常巨大：“金牌”=“金钱”，2008年新加坡官方开出价格，获得一枚金牌奖励5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500多万；“金牌”=“特权”，获得奥运金牌就可轻松获得公务员职位；“金牌”=“学历”，获得名校入学资格；“金牌”=“荣誉”，众人敬仰，甚至雕刻塑像，流芳千古！没有获得金牌则受尽冷落、无人问津！现代奥运会的道德理想早已淹没在浮躁喧嚣和纸醉金迷的功利迷雾之中！
    第三，竞争优先和公平优先的困境
竞争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形式，运动员在比赛中要勇于向世界强手和先进水平挑战，追求“更快、更高、更强”，这是奥运的基本精神，它是人类不断超越自我、超越他人、开拓创新之奋斗精神的缩影，奋斗精神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繁荣昌盛的重要品质，是人类最伟大、最可称颂的内在力量，奥运则以体育的形式致力于此种精神的弘扬。但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真正魅力则在于其蕴含了公正、平等、正义的内容，承认一切符合公正原则的优胜，唾弃和否定一切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现实的奥运会却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一些国家在某些项目上早就确立了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如美国男篮、女篮，肯尼亚中长跑，我国的羽毛球、乒乓球，甚至某些金牌非某莫属，比赛往往聚焦于几个人之间的较量，更多的运动员根本得不到关注。对此，奥委会几易规则，比赛也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但是强弱分明的格局未曾改变。于是，这样一个困境就摆在了人们面前：奥运精神旨在公平，然而事实是强弱泾渭分明；如果在规则、评分上对优势运动员不利就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如果任其发展只能是愈加不公；奥运精神肯定每个运动员参与的平等，但往往人们将目光投在“强者”身上，“弱者”备受冷落；到底奥运会是一场广泛参与的友谊赛事，还是一次精英之间的巅峰对决？在奥林匹克的赛场，究竟何者更为优先？竞争？抑或公平？

二、“现代奥运伦理困境”的道德哲学剖解
    对于纷繁的道德现象，不同的伦理派别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规范伦理学致力于考虑人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标准，进行谴责的批判性研究；元伦理学则以逻辑和语言学的方法来分析道德概念、判断的性质和意义，研究伦理词、句子的功能和用法。而道德哲学则超越了无力的“应当”谴责和纯概念的考究，深入探究道德现象的内部机理。面对“现代奥运伦理困境”之窘态，只有道德哲学之剖解才能给予一个清晰的认知。
    第一，竞技体育本身的“二律背反”现象   
     对于“现代奥运伦理困境”，有的学者认为是“异化现象”[6]，也有的学者指出是“价值悖论”[7]。二者都深刻地指出了这种“困境”是对原始价值理想的背离，渐渐地行不由衷
。其实，这是竞技体育本身的“二律背反”现象，即对竞技体育本身这同一种现象而产生的两种对立但能各自成立的价值理论：理想价值和实际价值之间的“背反”。其实，这也是必然的，竞技体育毕竟不是一个实体的存在，它本身必然有自身存在的理由，必然为自身的道德合法性作辩护，即有所“解释”、“肯定”、“规定”，“规定即否定”，即必然对一些异于自身的“他物”予以摒弃，而这种“他物”也于历史和逻辑的行程中产生、生长、壮大、消亡，必然与“规定之物”相互斗争、此消彼长。由于“他物”也并不代表“非法”，它也有自己存在的道德理由，也有自己的道德合理性。于是乎出现了这样的景象：两个各自具有道德合理的存在之物相互敌对，视对方为非道德存在，各自进行着“道德纯洁性辩护”的独白。其中一方无法驳倒对方，也正因为无法驳倒对方，双方才获得了存在的空间，形成一种敌对共生的特殊存在方式。
     基于以上认知，现代奥运之“伦理困境”便一目了然：奥运精神追求“更快、更高、更强”，为了实现目标，必然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科技参与奥运也在情理之中；奥运强调体育精神的独立性，但现实的经济困境又有碍于此种精神的张扬，商业操作参与奥运也实属必然；奥运强调公平参与，但毕竟金牌只有一块，奥运冠军只有一个，强弱分明在所难免，势必与奥运倡导的理想状态构成落差。
     第二，现实道德生活的纷杂
     道德生活“是一种属人的或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生活，是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的并渗透在物质生活之中引导和规范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是一种有意义和价值并能予以价值评价的生活，是一种主体自由意志自觉自为并能进行道德选择的生活，是一种通过道德意识表现为道德关系涵盖一切道德活动的社会生活。”[8]道德生活源于物质生活，而物质生活必定经历历史发展变化，有时甚至变得扑朔迷离，再加上道德生活本身是一种属人的生活，融入了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必定使得道德生活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样态。但是复杂的形态并不能真正掩盖道德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而是以曲折迷离的形式予以表达。奥运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奥运道德生活变迁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现实物质生活的变革，奥运形态也是几经变化，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使得奥运道德生活呈现为一种相关联的、集合的复杂道德实践历程。奥运的道德理想价值在这种复杂历程中或隐或现，与各种不同价值理念冲突、融合，使得自身得以委婉的表达，而显示出一种“困境式”的存在，即“现代奥运伦理困境”。因此，“现代奥运伦理困境”是道德生活本身复杂特性的集中反映，是现实生活本身和道德的多元造成此种“困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奥运伦理困境”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的存在的合理性即是“二律背反”的存在，其存在具有逻辑必然性。同时，奥运道德生活是人类整体道德生活的一部分，道德生活的复杂特质为现代奥运提供了“困境式”存在的伦理土壤。但是，“现代奥运伦理困境”之所以如此典型、问题之所以如此集中，根本的还是在于人类对奥运精神的背离。因此，我们不能借此把道德责任推诿给竞技体育本身，也不能停留于道德哲学之剖解而安于理论的自足，应站在实践理性的高度，积极寻求走出“现代奥运伦理困境”的现实路径。

三、“现代奥运伦理困境”的实践理性回归
    何谓“实践理性”？马克思曾说过：“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9]人的这种“内在的尺度”即是人之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主体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它集中体现了人类实践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指主体在社会实践中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最高方式。站在这种“实践理性”的高度来把握“现代奥运伦理困境”，就是要做到：
    第一， 坚持道德至上性 ，回归体育运动本真  
     体育运动是一项古老的文化形式。在古希腊，体育运动是与神话传说和军事运动融合在一起的，公元前8世纪，《荷马史诗》就有许多体育方面的生动描述。但是，体育的诞生不是野蛮的象征，而是实践智慧和英雄的见证，“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出色的运动家，其中还不乏奥运桂冠获得者。”[10]古希腊体育运动会的奖品也只是象征性的，一般是用橄榄枝、松枝、桂枝和野生芹科植物等编成的冠冕。在中国，体育极具礼仪特征，射箭、投壶都要遵循一定的礼节，春秋战国时期，古时诸侯宴请宾客一定要请客人射箭，但这种射箭并不注重比赛结果，如孔子所言“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如果宾客确实不会射箭代之以投壶，投壶也不是竞相高下，而是体现宴饮之礼，《礼记•投壶》说：“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因此，在中国古代体育运动也不是一种野蛮的运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勇”之美德就可以很好的说明，所以孔子批评子路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论语•述而》）由此可见，体育运动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具有丰富的道德内涵，它虽然具有竞技的成分，但智慧和礼节才是其本真。奥林匹克运动是希腊人兴起的，公元前776年，古希腊人于规定每4年在奥林匹亚举办一次运动会，后历经兴盛、衰落，最后消亡。1889年，法国教育家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首次提出回复奥运会的设想，1896年4月6日至4月15日，希腊雅典举办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开幕词中说：“但愿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能增进希腊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但愿体育运动和它所崇尚的道德观念有助于造就新一代的希腊人，无愧于他们的先辈。”无疑现代奥运的精神是秉承古希腊体育运动精神而来的，这段“开幕词”可谓对“奥运精神”之本真的精确表达。
     “现代奥运伦理困境”的存在虽然有其理论和现实之合理性，但根本的还是在于人类对奥运精神之本真的偏离。为此，我们必须重新寻找那迷失的奥运精神，凸显奥运精神的神圣本位，将奥运精神提到实践理性的高度，让奥运因此而变得崇高，就如康德那荡涤人心的话语：“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11]面对奥运科技化与科技主宰奥运、商业服务奥运与干预奥运、竞争原则高于公平原则等“困境”，现代奥运只有回溯到原始的体育运动精神：追求智慧、讲求礼节、崇尚友谊，才能够摆脱现代奥运之诸种困境，使其不至于在科技化、信息化、市场化、功利化的迷雾中迷失自我。 
    第二，理性的观众、国家和运动员
    面对“现代奥运伦理困境”，无论作为观赛的观众、组赛的国家还是参赛的运动员自身，都应从理性的视角看待奥运赛事：
     金牌不能成为衡量运动员含金量的唯一标准。比奥运金牌更重要的，是全民运动和公共体育的理念；比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目标更具感染力的，是公正、宽容、团结、博爱的奥运精神。比赛中往往是那些意志刚健者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今年的伦敦奥运会上，美国短跑选手曼特奥-米切尔在参加4x400米接力的半决赛中突感腿部骨折，疼痛难忍，竟拖着断腿奔跑了200米！这种坚忍不拔的意志深深地感染了现场观众，无形中给人以启迪和教育，难道不比那为金牌欢呼雀跃几十秒更有意义？另外，比赛也极具偶然性，在参赛者实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运气”往往成为左右比赛的决定性因素。同时，气候因素、情感因素、现场气氛等都会影响甚至决定比赛。因此，作为观众不能唯“金”论英雄，而应以多维的理性视角和宽容的心态去观看比赛、评论比赛和思考比赛。
     金牌不仅不能成为综合国力的象征，甚至无法代表一个国家的体育实力。对于组织比赛的各国来说，比组织“金牌之战”更为重要的是推广基础体育教育，增加基础体育设施的投入，引导民众把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体育运动精神投入到实际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去，投入到国家建设中去。提高全民体育运动素质，在强健体魄的同时，培养坚强的意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而不是引导民众去寻求“精英对决”之“目娱刺激”，不是引导运动员成就“一赛暴富”之“赌徒梦想”。
    金牌也不能成为运动员自身成败的标志。作为参赛的运动员而言，参加比赛首先要展现自我精神风貌，超越自己，取得更大突破，争取超越对手，展现赶超先进的进取姿态。然而，竞技体育的偶然性往往使得运动员不能如愿以偿，对此应抱以理性的态度，不能以此否定自己参赛的价值乃至否定自身的价值，不宜好高骛远，不宜妄自菲薄，唯有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真正把比赛当成一种享受！
    当前，奥运会到了改革的攻坚期，除了上述问题之种种，还有项目瘦身，奥委员会腐败问题，赛会期间奥运村“性派对”之混乱景象等等现实伦理问题，生长于现代社会的“现代奥运”不断显露出“现代病疾”，如果不能理性的思考并付出实际行动，必将继续弥留于“现代奥运伦理困境”而难以脱身，最终也必将阻塞自身发展的现代历程。伦敦奥运刚刚落下帷幕，即将开启四年后的下一站行程，这四年不仅要准备好竞技的行囊，更要备好精神的背囊，将奥运的圣火继续传递！

注释
    [1]王军：《奥林匹克：视觉形象的历史研究》，〔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7]李宏斌：《现代奥运会的伦理困境及其化解》，〔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57页，第91页。
    [3]徐贵权：《论价值理性》，〔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4]魏小兰：《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南昌〕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5]孙葆洁：《奥林匹克运动》，〔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6]参见李培超：《绿色奥运：历史穿越及价值蕴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王泽应：《论道德与生活的关系及道德生活的本质特征》，〔长沙〕伦理学研究2007年第6期。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10]李力研：《野蛮的文明》，〔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11]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