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军 ;姜 明 (四川民族学院 体育系 626001)
摘 要:棋牌归属体育质疑,引发棋牌可不可以作为现阶段《体育与健康》课程资源等疑问。通过体育概念界定曲直概说、棋类与牌类对比概说,棋牌与体育的异同性清晰起来:第一,棋牌归入体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棋牌不是体育;第二、棋类可作为体育院校社会体育专业选修课程。第三、棋类不可避免地趋于小众化;而牌类则趋于大众化,甚至已上升至“生活化的高度”,部份公民文化生活境界令人堪忧。 关键词:体育;棋牌;竞技;境界
因学生下围棋离开体育与健康课堂而引发争论,那些不够充分的理由不仅没有说服学生,反而被学生拿“棋牌”是不是体育的理由给质问住了,使我们略显被动与尴尬。的确也是,中国围棋、象棋都列入2010年广州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了,难道棋牌归属体育还存在疑问吗,棋牌到底是不是一种潜在的体育课程资源?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试图通过体育概念界定曲直概说和棋牌特征概说,从而探究二者的异同性,斗胆回答棋牌归属体育和能否作为《体育与健康》课程资源,以及棋与牌在提升公民思想道德境界等问题方面,提出了我们的观点,以期与同仁商榷。
1.体育、棋牌概说 1.1体育概念界定的曲直概说 上世纪80年代体育概念界定为:‘人们根据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遵循人体的生长发育规律和身体活动的规律,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结合日光、空气、水等自然因素和卫生措施,达到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丰富社会文化娱乐生活为目的的一种社会活动’。21世纪人们又热议起体育这个从西方经日本(1902年)后,传入我国的“sport”一词的涵义。[1]在当前众界定中,选用了张洪潭的:‘体育就是强化体能的非生产性肢体活动’。[2]这种界定召来了包括导师在内的众多学者的非议;张峰(从本体位视角的定义)的:‘以促进人的身心健康为根本目的的人体运动’[3];陆作生(从我国体育发展角度定义的体育)的:‘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而不断提高或展现运动水平的文化活动’;[4]熊文等则指出体育界定的若干维度与操作原则……[5]来作为考查体育概念界定的研究趋向。我国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卢元镇先生,仅对陆作生的体育之释义作了点评:[6]旨指体育的属概念所指向的文化范围过大,不具体。卢元镇先生是否暗指身体文化(行为文化)就不得而知了。尽管如此,张峰、陆作生、熊文、任海[7]等学者分别在各自的论文中直接或间接地认为,体育实践活动的实践主体(人):“既是实践主体,又是实践客体”。这个观点几乎不约而同的趋于共识。为现代体育运动的本质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换言之,只有具备健身功能且有益于促进健康的运动形式和方法,才能称其谓体育。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以人自身的发展为目标,以主、客体同一为存在方式,[7]即以身体练习、运动动作为基本手段对人类自身的改造,自觉地改造自己的身心。[8] 如果对体育这个大概念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盲目地将棋牌归入体育范畴,或将二者混为一谈,其后果是顺应了学生的心理和选择,却弱化他们的身体。这种棋牌归属体育促进健康导向,以及为其行业便于管理工作找借口,岂不太轻率、太不负责了。卢元镇先生认为,体育概念的界定,恐怕不是他们这代人解决的问题,需要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而近期马德浩则抛出了‘体育到底应不应该被定义?’并作了详解,[9]难怪有人会说,搞了一辈子的体育工作,还不知道体育到底是啥。那么,棋牌归属体育岂不是更不明朗了呢,恰恰相反,对体育概念界定的学术争鸣,是否一直处于清醒并保持不休的状态、热情,是为区分体育与其它一切有关活动并实现具体化、规范化探索过程的根本保证。 袁旦教授的那篇“时代呼唤人文体育价值观——工具理性体育价值观批判(1)”一文[10]给我们这些在一线从事体育教学工作的普通教师,提供了更多的启示……而袁老的“时代呼唤人文体育价值观工具理性体育价值观批判(2)续篇——从一本西方体育学著作说起”。袁老所说的一本西方体育学著作是指1979年英文版(中文版即将出版)的“阿伦•古特曼(美国)所著的《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袁老从书中提取作者概括的现代体育的概念:“是一种普遍且特殊的非功利性身体竞赛”。笔者有幸拜读到袁老的续篇并为获得此定义感到莫大的震惊与惊喜。30年前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足见其当年作者对人类体育所立之论的价值。我国《体育科学》、《体育学刊》-‘探索与争鸣栏目’和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特邀论坛栏目’等等体育媒体,提供了寻求体育概念终极理论解释的理论平台。而阿伦•古特曼所给出现代体育的概念“——身体竞赛”,为我们探讨棋牌归入体育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参考。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以人为本的人文体育思想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呼唤,体育理论科学研究将会结出更加丰富的砚果。 1.2 棋类与牌类对比概说 作为精通围棋和桥牌的聂卫平,曾说过非常精辟的一句话:‘围棋需要思维更精密,而桥牌需要逻辑性更强’。牌类是排列组合和彼此配合的游戏,偶然性是牌类的本质。牌类即有七分牌运、三分牌技之说,也就乐于被大众所接受。牌类特别强调策略、应变与逻辑推理。玩牌的人有喜欢领导别人的企图或有领导之才能,因而它是一种‘暗战’;而棋类是纯净升华了的,在超现实的抽象中,在存在次序的虚拟空间里的斗智,是属于一种独立的追求和探索,是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不被引导所左右的游戏。有时也伴随巧合与偶然,正如有牌运一样,也有棋运之说。但这种棋运是建立在变化莫测的基础之上的,甚至不被对局者所认识与发现,有时又允许旁观的高手指指点点。因而它是一种‘明战’。由此,牌于戏中,系于偶然;棋则于博弈,归于人智。偶然性在一圈麻将或是其它牌局中所起的作用,完全会抵消甚至压倒任何牌家的智慧、技巧和努力。也就有了天意难违之说。而下棋,则无此顾虑,高手不出意外都能够有把握性地胜出。如此来看,棋与牌是大同而小异。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棋类游戏是具有完全信息的博弈;牌类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博。棋类游戏的博弈求解(寻找最优策略)一般与概率论无关;牌类游戏的博弈求解是与概率论密切相关的[11]。这也就成为现代人惯用牌类游戏来试试运气的内驱力。这也是导致社会在普及棋类活动时凸显其软弱无力的真实原因。区分棋类与牌类的异同性,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并区分棋牌与体育的异同性有所帮助。
2.棋牌与体育的区别分析 2.1棋牌不能归属体育的理由 就近现代在研究体育发展史的著书立说时,自然地将传统的棋牌划归到近现代的体育中,似乎是受体育概念界定的有限性和模糊性的影响所致,尽而在演绎与反推理的精雕细琢之下,显得不可一击。就人类生存发展而言,体力与智力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现代体育的价值不断被文明社会中的人们所认识,文明社会对体育的需求越显突出。而棋牌在维护人的原始本能方面(走、跑、跳、掷、攀爬)却显得并不明显。由此,我们认为,棋牌不能归属体育,那么,其理由何在呢?对此,我们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2.1.1 竞技性 棋牌主体是以脑力活动为主,以身体活动为辅(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具有高度技艺性是建立在心智基础上的博弈。对弈双方通过心理的技、战术的对抗,从智力上击败对方。智力因素和经验知识是决定棋牌胜负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竞技性强,但与体力、体能的强弱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棋牌不属体育范畴。 2.1.2 竞赛性 2.1.2.1 棋牌其竞赛组织、结构、评分形式与方法,符合或趋于竞技体育运动规则的规范化、可操作的特点。比赛规则严谨,双方比赛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条件中进行,双方对规则习以为常,于自觉、自律之中,比赛无争议。尽显‘大将风度’与‘君子动心不动手’的儒家和谐文化思想精髓。正如围棋大师吴清源所言:“围棋是一种和谐的艺术”。这种和谐呈现在棋之内外。 2.1.2.2 按照严格统一的规则进行竞赛,以棋牌为工具,营造虚拟的搏杀场面,直至胜利,成绩得到社会的认可;棋牌手的级别晋升规范、合理、科学。棋牌手的级别是根据其比赛成绩来累积记分的,若赢得某种级别的比赛,才能获取相应的称号。围棋以段定级,即1级以后为初段,共九级和九个段位。其余棋牌均是大师级称谓。 从以上两点来看,似应归属体育。但又与竞技体育运动的概念、本质有别,且竞技体育运动也并不代表体育的全部。竞技体育运动是为最大限度的发挥个人和集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和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取得优异运动成绩而进行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竞赛。棋牌比赛不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身体运动能力方面的潜力,尽管是为取得优异成绩而进行训练和竞赛,但它是为挖掘智力潜力,所进行的技、战术精益求精的磨砺并进行的游戏和比赛。其竞技体育是一种身体竞赛,棋牌则是智力竞赛。因此,棋牌划归竞技体育运动也较牵强。 2.1.3 不符合现代体育的本质特征 以身体练习、运动动作为基本手段对人类自身的改造,自觉地改造自己的身心是现代体育的本质特征。虽然,棋牌对人的心智有较大的自觉地改造作用,但对现代体育最为重要的核心的本质特征,即与身体改造起较大作用的体育运动来说格格不入。作为物质和精神构筑的人体,体育的作用更强调有形物质即身体的改造。而取单一作用即心智精神的棋牌,归入体育必定引起体育概念定义的更加混乱、笼统与困难,对其混合的实际操作层面来说也较繁琐。那些刚兴起的‘智力运动会’和新起的‘智运网’就是很好佐证。再说,高超的体育竞技,会自然地容入到人们的眼帘,它的直观性、惊险性、表演性会不由自主地被人们所吸引。在这些方面棋牌则难以做到。因此,从这点来讲,体育更贴近于现实生活,更具有现实作用和意义。由此,1979年“阿伦•古特曼(美国)所著的《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一书中所归纳的现代体育:“是一种普遍且特殊的非功利性身体竞赛”。笔者感到莫大的震惊与惊喜,其道理就在“身体竞赛”这个语境上。 2.1.4 静与动的疑问 或许,还会有人问,气功、瑜伽、拳类的‘站功’等都是‘静功’,而视为(民族)体育,是的。体育不完全以‘动’则谓体育,那种生命在于运动的提法也是不够科学的。这种‘静功’是因练而坐。如果非要把棋牌所拥有的‘坐功’说成是健身的坐功,只能是自欺欺人,另有所图而已。是不符合体育实践活动的实践主体(人)“既是实践主体,又是实践客体”的哲学观。 2.2二者在内涵方面的区别 由于体育与棋牌都具有教育性、娱乐休闲性(游戏性)、非生产性、终身性、成瘾性、表现性和竞争性等共性特征,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叠和交叉的一些关系,在认识上造成混淆与误解也就难免了。基于上述分析,就二者在内涵方面的区别而言,我们试图概括为: 1)在性质上不同:体育主要围绕身体运动这条主线,表达着身体健康与运动能力的发展与展示;棋牌主要围绕博弈这条主线,表达着智力的发展与展示。 2)在目的上不同,大体育背景下体育是指向和基于健康为宗旨,重在‘身行’;棋牌则以益智为本,重在感悟。 3)在价值观念上不同:虽然社会过去有过那种对二者“不务正业”和“闲人耗时”的谬论,但随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人们又有了新的认识。体育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促进健康方面,还体现在人的自然化上。就这一点而论,棋牌恰恰与体育相悖。社会偏爱“劳心者”,致使“劳力者”和劳力本身处于地位低劣,使其“劳心者”急需动物性的一些本能。人们认同体育的价值在不断升温;对棋牌的认识反而迷惘了。 4)在形式上不同:体育是身体处于主动的动态之中,与‘身谈’为生;棋牌则是身体处于被动的‘静态’之中,往往与‘手谈’相印。前者是身体基本活动能力的再生与创造,也可以认为是生命质量的创造;后者仅仅是人体最基本活动能力方面的重复出现或表现形式而已。 5)在过程上不同:体育是实践主、客体为同一,主要反映体力即个体或集体的耐力、力量、速度、灵敏、协调、柔韧与他者以及自然的关系,技术、战术、感知、动作思维和预盼在运用上的瞬息性、合理性、准确性;棋牌的实践主体是人,客体是棋牌,反映智力即个体的经验、想象、领悟、计算、偶然与必然的关系,逻辑推理、判断、抽象思维所达到虚拟精密的高度。 总之,棋牌是智力因素依赖生命物质基础而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体育亦然,且体育还是一种作为个体人的心智与自身身体运动(大、小肌肉群)亲密无间对话与和谐统一之下的外化。
3.棋牌归属体育反思、追问、呼吁 3.1 学校体育的主流 作为棋牌中的牌类,几乎构成了现代一些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不可或缺的部份。它一方面为人的自我认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平台;另一方面则为滋生不劳而获和弄虚作假提供了空间和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也是我们拒牌于(学校)体育之外的另一个特殊的理由吧。对于在校大学生而言,从事体育实践的条件越来越优越,但机会却越来越少。终身体育观念的建立和形成,是当前大学生从事高校体育教育的重要任务,它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在较短时期内,能否顺利实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伟大目标。当前有些条件优越的大学把棋牌类列入到了体育选项课中,试问,二者对身体健康的作用和意义到底有多大。棋牌‘耗时’和‘静态’的两个特性,也并不符合学生成长的天性,同时,背离了‘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更不利于当前阳光体育活动长效机制的实施与贯彻。(参考表及说明:表-1,围棋未进入全校公共体育选修课程;表-2,西安体育学院正在走围棋教学课程化探索之路)
3.2 追问 在棋牌归属体育的问题上,通过职业体育竞技,可以发现现代体育发展的一些端倪。倘若我们问问因拳击运动而患上帕金森氏综合证,曾风靡世界的拳王阿里,职业拳击是不是体育这类的问题,他会怎样回答呢。而棋牌是不是体育,不妨再问问我们的聂棋圣,在新千年的2月2日,在吸着氧气的条件下而创造的一项围棋车轮战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四川雅安市碧峰峡杯聂棋圣挑战吉尼斯围棋赛:以1对150人,用时13小时,取得136胜11负3和,胜率为92%的战绩)时的感受,他会不会谈及围棋与体育之间的关系呢。当然,这是二者在性质上最大限度的比较。我到想起越南的象棋,俗称:‘人棋’,它和这种特例的车轮战相对比,似乎跟体育才有点沾亲带故的资格。人在棋中,棋在人中——体力、智力皆有所养。不过,这只是一种畅想而已。如果二者合二为一,那么,彼此特有的功能、作用或许将被弱化。因此,就棋牌归属体育既不妥当,也不科学。
3.3 呼吁健康的生活方式 体育的诞生,原本不是为了实现人和社会在经济、政治上的功利性目的的,而是为实现人的享受和发展无功利性目的的。这是人类体育原本应该的方向[10]。提倡非功利性,实现人生幸福的终极目标,也是棋牌的初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似乎牌比棋要矮一筹,有琴棋书画之说,牌则难得入流。作为近邻的日本,将来自于唐朝的围棋发扬光大,日本棋士几乎没有‘玩物丧志’的意识,曾历经孤独,也曾有过生而忘死的围棋态度。从而换来了近现代日本围棋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当代中国,这种现象反而被颠倒过来了。那些宾馆茶楼、商业性棋牌营业厅、室比比皆是,而真正提供棋类服务的又有几家,参与棋类活动的又有多少人呢,真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就围棋而言,其固定人群是以学棋的孩子和休闲的老人居多,棋类不可避免地走向小众化。而牌类在拜金主义风气蔟拥下,越来越趋于大众化,甚至变意地上升至所谓的生活化的‘高度’,公民文化生活境界令人担忧。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01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12]:就我国城乡居民喜爱的余暇活动中(分为15类),排序在前六位的就有棋牌且高于体育。十年过去了,可以大致推断我国,特别是在西南地区,在从事牌类和网络游戏活动两个方面的人数,将有相当大的增浮。由此,我们可以想象部份日本人当年活在棋中的‘惨烈’与现代部份中国人活在牌中的‘安逸’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这正如卢元镇先生所言:“中国的‘礼文化’与日本的‘耻文化’反差下的两条‘体育’道路” [13]。由此,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总的认识和看法。也就是说:体育与棋牌可谓物质与意识两个层面互为重叠、交叉关系的典型代表,它们的这种关系,恰好说明作为生命体的人与‘它命’的本质区别,拥有着改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力量。现代人如何把握和协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因此,我们呼唤和崇尚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参考表-3,2001年城乡居民喜爱的余暇活动-前6类)。
4.结 论 1)棋牌归入体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棋牌不等于体育。这是探索棋牌归属体育质疑与追问境界的一种提升,也可视为寻求体育概念终极解释众多方法中的一种比较式方法。 2)棋牌属于电子、航模、赛车、网络等一类竞技性智力游戏,且目前还不适宜在高校或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中开展。如果是处于对综合素质、能力培养教育方面的考虑,能否成为课外休闲内容的一种补充或更好。也不能视棋牌为休闲体育。我们反对泛体育化。 3)在拜金主义风气族拥下,牌类趋于大众化;棋类相对牌类而言,更能有效激发社会先进文化进步,提升公民思想道德境界方面,倒显得更加有效和重要。牌类不应轮为非文明、非健康生活的工具和方式。 4)棋类可作为体育院、系社会体育专业选修课程的资源,为社会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健康内容与指导。使之成为继承中华民族优秀古典文化的一种途径,为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起到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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